近日，第52任大阪市知事桥下彻发表言论，称日本从未强征慰安妇，这受到日本舆论的攻击。而且日本政学两界很多人都否认日本曾强征慰安妇，所以根本不存在政府道歉赔罪的问题。
这些成千上万的慰安所有很多都是由日本“业者”所建立的，而这所谓的“业者”都是由日本政府暗中扶持的，即使是“业者”也未必了解内幕。以海南的日军慰安所为例。先是，1939年，台湾总督府接到海南岛日占军亟需设立慰安所和招募慰安妇的指示，随即命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负责执行海口海军慰安所的兴建工程，及慰安妇的募集与经营业务。台拓会社创设于1936年，是一家代理台湾总督府推行南进政策的国策会社——所谓“国策会社”，是日本近代的一种特殊企业，以国家资本为核心，由国家资本与财阀资本合资，受政府严格控制、监督、管理，为国家政策直接服务。简言之，即政府在商业领域的代言人。
总督府之所以把慰安所的建设和经营交给台拓公司，显然是考虑到不宜由政府和军方出面来做这件事。但台托公司是很著名的“国策会社”，由其直接操办慰安所事务，仍属不妥，舆论很容易将其与政府联系起来。故而，台拓会社又将建筑工程交给其下游厂商田村组承办，将募集慰安妇一事交给其融资客户负责。其融资客户之一的福大公司，是一家代替日本政府掌控福建地区经济利益的准国策公司，台拓会社在其中有三分之一的股份。福大公司的身份也不适合直接操办慰安所事务，故又贷款给八名“业者”，也就是底层商人，让他们分别前往厦门、广州、三灶岛、海南岛等地开办慰安所。至此，外界只知道这些底层“业者”是慰安所的老板，已无从洞悉慰安所与台湾总督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便是这些“业者”，也未必了解。
被中国军队俘获的日军慰安妇
案例二：常熟慰安所由日本驻军创建并经营，表面上却“挂靠”在“自治会”名下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内所设慰安所成千上万，类似由台湾总督府这般级别的政府部门筹划设立者，以常理论，数目不会太多。更多的慰安所，其实创设于日本驻军之手，只不过大部分慰安所由驻军创建经营的同时，还假摸假样“挂靠”在“民间商人”或“民间机构”的名下。常熟县的1938年的几个慰安所就是这种类型。
1937年11月19日，常熟县城沦陷。同年12月23日，汉奸政权“常熟县自治委员会”成立，由沈炯充任委员长，并创办机关报纸《虞报》。1938年2月22日《虞报》第一版刊登了一篇谈本县慰安所繁荣状况的新闻。新闻称：“事变以后，百业萧条，自治会为谋复兴市面起见，爱有慰安所之筹设，仿春秋时晏子倡女闾三百故事。城区方面，已经设立者有鸿云楼、常熟饭店等四处，开幕以来，营业非常发达，每逢星期日尤为热闹。城内市况日趋繁荣，慰安所固具有相当效力也。现悉苏州最近又选集高等妓女多名，来常开设慰安所，已择定北市心大方旅社为第五慰安所筹备处，积极装修整理，布置内部，一侯工竣，不日即可开幕云。”
按该新闻的说法，常熟慰安所的筹设，是“自治会”的主意，目的是为了“复兴市面”，重新繁荣常熟的经济。至新闻刊发时，已先后设立了四家慰安所，第五家正在积极筹备当中，很快也要开门营业。《虞报》是自治会的机关刊物，自家报纸替自家妓院打广告，本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有意思的是，同在1938年2月，“自治会”委员长沈炯曾给日军驻常熟司令棚桥写过一封感谢信。这封信无意中泄露了常熟慰安所的“天机”。沈炯在信中说：“兹承第一慰安所惠交义捐金三百元，具见司令官关心本会，特加照拂，拜领之余，深为感激。除致谢第一慰安所外，用特专函奉达，藉表谢忱。谨陈司令官棚桥先生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