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从湖南那边传来消息，说她已被国民党的军队杀害。
就在毛泽东个人感情处于极端孤苦状态的时候，活泼美丽、大方温存的女游击战士贺子珍出现了。于是两颗炽热的心发生了碰撞，放射出爱情的火花。
毛泽东就在这火花的映照下充满信心地生活着，同时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残酷折磨。
竹床的旁边用土砖架起一块宽大的槅板，上面放着一些书籍，有上海出版的竖排本社科类书籍，也有明清时期木版刻印的线装古书。
毛泽东除了一天三顿喝野菜稀饭，其余的时间便是看书、睡觉，睡觉、看书，只偶尔同陪伴一旁的贺子珍聊上几句。
因没有必需的药物治疗，他已全身浮肿，脚背如同松软的烤面包。
毛泽东不知何时睡了过去，手里的书掉到了地上。待他醒来，发现贺子珍正在落泪，忙吃力地招手请她过来，俯身，在她蜡黄的脸上亲了两口，断断续续而不无风趣地说笑。
身子同样单瘦，身上的灰军服显得又肥又长，几乎一阵风就可能被吹倒的贺子珍，破涕为笑。
“红四军，有什么消息？”
“还管什么四军八军，养好你的病好啦。”
“能不管吗？军队是我们的命根子。”毛泽东微笑着说，因浮肿而黄得透亮的脸上充满自信。
当从湘南、湘北等地来的红军都上了井冈山后，红军的力量壮大，各种矛盾也跟着来了。由这些力量会合而成的红四军，军长是朱德，党代表为毛泽东。按照红四军成立以前的体制，井冈山的红军都在边区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统一领导下，而前委书记是毛泽东。
这就存在军长和党代表（前委书记）谁领导谁的问题了。
按旧式军队的规矩，军长是最高指挥官，因为旧军队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书记。现在红四军遇上的问题，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遇上的新问题：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毛泽东主张党指挥枪，政治重于军事。军队只是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可靠工具。
另一些人却提出军事大于政治。军队就是军队，打仗就是打仗。
于是，围绕前委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在红军内部展开了大争论。因为毛泽东坚决主张前委对红四军的领导，故招来不少非议，
这就意味着，他，毛泽东，应该是军队的一号首长，军长得排到他的后面去。
闻所未闻。从陈胜、吴广直至洪秀全，哪有过什么前委？
于是有人说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等。
言外之意，你毛泽东在争权。
对于上述指责，毛泽东断然表示难以接受。见众多批评都针对前委书记个人，他一气之下，于6月8日干脆书面提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然而，他的意见仍不能为他人所理解。两相权衡，他提出辞呈。
辞呈居然被接受了。
代理者为湘南来的、同样个性突出的陈毅。
问题严重。他深深体会到被屈者的滋味。难怪屈原曾发出那等悲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观点还须坚持，不坚持岂不从此“出局”了？一旦“出局”，还谈何武装夺取政权？
毛泽东权衡再三，决定改变方法。他于是以受屈之心，仍向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集中制之称谓）领导原则，这是红军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
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对前委班子进行选举，毛泽东为十三名委员之一，前委书记则正式由陈毅担任。
祸不单行。疟疾杆菌严重侵入毛泽东的肌体。
他于是就势离开红四军，来到福建的上杭、永定山区，一边养病，一边思考红四军内部的这一场大争辩。
他选择栖身的这个小山寨，处于永定金丰大山之中，名叫牛牯扑。全寨只住了十几户人家。他借住一间十平方米的小竹屋，背靠竹林，前面有一弯淙淙溪流，甚是幽静。
他让贺子珍找来一块小木板，上书“饶丰书房”，挂于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