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民国政府外交：不与日寇直接谈判

　　“以日本帝国主义之暴捍无人理，犹不敢显然对中国绝交宣战，而犹是出于战而不宣之行为者，盖欲避免宣战之责任，以减轻国际之责难也。今我明明尚无可战之实力，而贸然为暴日所不敢为之绝交宣战，则适以暴日加责任于我之机会，而益得以恣行无忌矣。”“不仅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而且使此等公约完全失其效用，不仅不能引起国际对中国良好之印象，而且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如此中国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那么，怎么对付日本侵略呢？蒋介石说：

　　“夫暴日对我之侵略，既以战而不宣之方式出之，则我欲对之抵抗，何尝不可袭用其方法，此乃正当之防卫与有效之抵抗，既使之无可藉口，并不背任何国际之公约，是无战之害有战之利者也。”

　　蒋介石还批评了国人要求退出国联、又反对政府对日本直接交涉的主张。指其为“尤矛盾之甚也”。他解析说，中日可以直接交涉，“盖中国既为独立国家，当然有对外直接交涉之资格”，“继续诉之《国联盟约》可也，另行诉之《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可也，在不损主权之范围内对日交涉可也，即一面交涉，一面仍诉之《国联盟约》《九国公约》等，亦无不可也。”

　　《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一文，反思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方针，为放弃不交涉，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作了理论说明。1月24日，国民政府否决了陈友仁的绝交方针，陈提交辞呈离京赴沪。1月28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由汪精卫继任，外长则由罗文干继任。

　　按照蒋汪杭州和解的协议，基本精神大致是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胡汉民主持党务。因胡汉民拒绝与蒋合作，蒋汪只有合作支撑全局。1月28日，他们已经就外交方针“确定二点：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当天晚上，“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蒋介石确定了对日交涉与抵抗并行的原则与方法：

　　“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

　　”方法：一、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二、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三、交涉地点。

　　“程度：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求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

　　至此，对日不抵抗不交涉的方针，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新方针所取代。

　　七、结论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不交涉方针，是在军事上不抵抗和外交上诉诸国联的背景下而形成的。这一方针，在事前已经有所考虑，其基本的出发点即不能在日军占地胁迫的情况下而直接交涉。蒋介石、张学良等人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已有预料，但是他们相信《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公理的约束力，把日军的侵占行动视为欲强迫中国交涉所谓的“三百悬案”，故而确立和坚持不撤兵不交涉的方针。军事上不抵抗的消极做法虽然有助于外交上的不交涉，但其直接恶果是大片领土的丧失。及至1931年11月判断日本欲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建立伪政权，而国联表现又极度软弱，方决定在国联参与下与日本交涉。但是，直接交涉的方针超出了国人的谅解，更远离国人收复失地的希望。国人担心直接交涉和在锦州设立中立区会导致不得不承认被占领土的丧失，因而强烈反对直接交涉。蒋介石为唤起民心对国民党的希望，只好重新选择不交涉，并准备不宣而战的抵抗。蒋介石下野，把抵抗与不交涉的难题留给了新组成的孙科政府。孙科政府为表示与蒋介石政府软弱的不同，决定把不交涉发展为对日绝交，主张积极抵抗，实与宣战无异。蒋介石为保持其避战的基本战略，乃出面主持在“四不”原则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是蒋介石汪精卫和解的外交方针。这一方针从1932年1月确立之后，成为了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对日的基本方针。它比不抵抗不交涉，显示出更多的拓宽路径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三年后，蒋介石反思这段历史，颇悔没有趁早与日本交涉，他说：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侯，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可是，他却忽略了，如果是在不抵抗下，一面丧失大片领土，一面却同“决为外交保障占领”的日本外务省交涉，他的政府可能已经在国民的反对声中垮台了。使“问题愈陷僵化”的因素，不仅在于交涉与不交涉，更在于抵抗与不抵抗。在不抵抗之下，不交涉虽然消极，但表现出的是不屈服的姿态。在抵抗之下，方有独立国家的交涉与不交涉。因此，在上海和长城的抗战中，他可以选择交涉，在1937年全面抗战后，他又可以拒绝直接交涉，说：

　　“要知道，目前的中日纠纷，如得各国参加，来谋解决，即令我国不能无所牵就，仍是于我有利。反之如坠日本计中，实行两国直接交涉，虽然成功，亦是失败。”

　　总之，不交涉作为得到国人支持的方针，在中日外交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