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民国政府外交：不与日寇直接谈判

　　但在10月29日在外委会的例会上，蒋介石却突然放弃了已萌生的直接交涉念头，表示不能与日本交涉。他说：

　　“日本对于此国联决议坚不接受已甚明显，以后情势实较未决议前更为严重。”“吾人处此情状之下，单独对付既有许多顾虑，而一方在国际上已得到一致同情以后，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而为国联本身设想，倘此事无法解决，以后世界和平一无保证，国联即可不必存在。”

　　他坚持的方针是：“日军未撤尽以前，不与日方作任何接洽，即将来撤兵后如何开议，手续问题亦不拟先表示。”

　　对于蒋介石的转变，顾维钧认为是受国联卫生局主任拉西曼的影响。蒋介石甚至让拉西曼起草坚持原来的不撤兵不交涉的训令，发给施肇基。实际上，拉西曼的影响只是一层因素。第二层因素是蒋介石判断：“日本仍借口其所提五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须先承认进行直接交涉；是日本明明欲在其兵力威胁之下，强迫中国承认其要求。”[62]第三层因素是担心直接交涉会推动退出国联的主张。在国联无能力迫使日本撤兵的情况下，有人对国联感到失望而主张退出国联。退出国联，只有与日本直接交涉或者与日本战争两途。蒋介石虽然有过“国联即可不必存在”之类的激情言论，但“国联虽不可尽恃，亦非尽不可恃”仍旧是其心结。此时如果直接交涉，无疑是减少甚至是改变对国联的依赖，可能会推动退出国联的主张。这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的。令蒋介石略感欣慰同时也构成第四层因素的是，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平会议已经取得进展，会上一致的意见是：“日本现已处于孤立之地位，不但不应有退出国联之主张，且应督促国联贯彻其主张公道之精神，以抑日本之横暴”。如果开始与日本直接交涉，是否会使公开主张抗日的广东方面不满，影响和平统一的进程？正是这些复杂因素的交织，使蒋介石放弃一度动摇的直接交涉的念头，回复到不交涉的立场。

　　五、交涉的尝试

　　蒋介石坚持不撤兵不交涉的方针，可日本没有任何撤兵征兆，反而在11月大举挺进黑龙江，并且在天津制造新的事端，裹挟清末逊位皇帝溥仪出关。国民政府一方面指望“国联当可采取强硬态度，必不致如从前之畏首畏尾”，另一方面也从马占山的抵抗中看到了新的希望。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的抵抗，并没有像蒋介石预想的那样“我若稍与抵抗，彼即可借口开战”。日军遭受重大损失，仍旧是不宣而战。这样的局势足以让国民政府重新审视事变以来的全盘政策，从中找到了一条摆脱眼前困境的新路--抵抗而不宣战。11月9日，外委会决定“电请张副司令转令马代主席坚守防地，尽力自卫。”蒋介石亦通电奖勉马占山的自卫“甚属正当”，“为国争光”，甚至在公开表示要“亲自北上去救国”。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日军继续扩大事态的情况下于巴黎召开第三次会议。会议仅开了20分钟就宣布休会，欲以非正式的接洽来解决中日问题。持续25天之久的理事会会议，正式公开的会议只有3次，“一切都是通过幕后工作推进”。其间，顾维钧判断“各国不能以实力制止日本，是极显明之事。”外委会亦感到“国际间保障公道之权威，渐有为日本强权屈服之危险。”眼看诉诸国联已难以达到预想的目的，不得不考虑与日本直接交涉的问题。蒋介石说：

　　“我们对于外交，应取事实上与形式上两种态度。在事实上越取强硬的态度，在形式上应越取缓和的态度，以免对方借口利用，以免对方用中国起衅之口实，使中国在国际上陷于不利的地位。”

　　蒋介石在此所说的“形式上的态度”，当是指对日交涉。作为这种方针的具体行动，是在11月23日任命非国民党员身份、主张同日本直接交涉的顾维钧代理外交部长（28日改为署理）。对此，顾维钧回忆：

　　“委员长是个现实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缘故，要我首当其冲。”

　　顾维钧一上台，即与前来“道贺”的重光葵交换过交涉的意见，他针对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后移师南下准备进攻锦州的态势，于11月24日，提出了一个以外交努力保卫锦州以阻止日本使东北“独立”的方案，“要求日军停止前进，并开始谈判”，先使锦州中立化。具体的策划是：

　　“倘日本坚持要求我军撤退，我军可自锦州退至山海关，但日本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并不干涉该区域内中国之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