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民国政府外交：不与日寇直接谈判

　　不过，国民政府并没有放弃与日本直接交涉。在诉诸国联的同时，由外交部向日本提出抗议，要求停止战斗、恢复原状。20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对日武力可退让，交涉决不放松”。也因此而有了事变之后中日极为短暂的直接交涉--宋子文与重光葵的交涉。

　　在九一八事变前，重光葵已经与宋子文约定将于9月20日前往大连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会谈，并预定了船票。重光葵回忆，他获知事变发生，即于9月19日晨去拜访宋子文。双方同意“还是按照以前的计划行事，立即去满洲寻求解决办法。”重光致电币原请示，在21日获得认可后再去拜会宋子文时，宋表示：“已经不容插手。中国已于20日向国际联盟直接申诉，此事对日方来说已经失误了时机。”宋子文尽量采用了外交辞令，说得有些婉转。而外交部长王正廷在中央政治会议上的报告，则说得很直接：

　　“日使重光葵在上海曾询宋部长，可否由中日两国自己来解决此事？宋部长说可以考虑一下，及20日那天，重光又非正式见宋部长，宋部长说现在日军既已如此进逼，已无讨论之余地。21日，又告诉他说这事中国绝对不与日本自行直接谈判。”

　　仅仅在三天之中，国民政府完成了由交涉，到不愿交涉，再到绝对不交涉的巨大转变。

　　促成这种转变的关键人物是蒋介石。9月21日，蒋从“剿”共前线赶回南京，即召集议作出了四项决定：（1）把事变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诸国”；（2）不能再与日本直接交涉。这就是蒋介石专门强调的“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3）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日外交的决策机关；（4）要求国人静待国联公断，其意思即在肯定不抵抗。这一天，成为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重要的决策日，诉诸国联、不抵抗、不交涉都是在这一天敲定的。就在这一天，中国向国联提交了正式的书面申诉，并向日本表示不直接交涉。

　　不直接交涉，是国际上少有的外交姿态和外交方略。一般国与国之间发生争端，不外乎交涉谈判、绝交、武力解决等手段。不交涉是既不谈判，也不绝交，既不屈服，也不采用武力，而只是摆出“我不跟你理论”的姿态，提交有维护世界和平责任的国际组织来裁决。它是在强权主宰下，弱国寻求公理庇护而作出的选择，是变弱国无外交为弱国更应该依靠外交的尝试。

　　国民政府基于弱国的地位不与日本交涉，一是主观上不愿意交涉，二是判断客观上不适宜交涉。主观上是以为有《九国公约》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保证，判断日军发动事变的主要目的，是以武力要挟中国交涉所谓的“悬案”。在这样情况下，蒋介石认为：“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客观上是因为已经向国联申诉，把事件国际化，就不宜再直接交涉，以防范日本“把冲突抹上地方色彩”。何况蒋介石还判断“日本对于国联，亦甚顾忌”，诉诸国联可以“维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减少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当然不能再同日本交涉让它直接压迫中国。

　　三、不撤兵不交涉

　　与不抵抗遭到国民普遍反对截然不同的是，不交涉的方针获得了国人的普遍支持。国民政府在决策时，对此也不得不加以考虑。而日方一再要求中日直接交涉，某种程度上也使中国相信自己坚持不交涉立场的正确与正当。

　　9月22日，在国联的理事会会议上，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提出可以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中国代表施肇基则表示“必须先恢复原状，再直接交涉”。国联表面上不偏不倚，建议中日撤军回防，不使事态恶化，实则已袒护日本。因为中国的不抵抗早已众所周知，根本不存在撤军问题。不过，国民政府还是欢迎此建议，并以日本遵从国联建议撤军，作为同日本交涉的底线。9月23日，蒋介石在接见张学良的代表万福麟时，特别指示：“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

　　中国的不交涉方针，多少给日本政府造成了些难堪。日本虽早有侵占东北的野心和计划，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东军和军部擅自行动的结果。日本明治维新后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体制，即“保留了军部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的公认惯例”，往往造成军方与政府不一致，形成所谓的“双重外交”，甚至多重外交。但是这种不一致，只是方针的不一致，要达到的目的和要维护的利益却是一致的。在开始处理九一八事变时，日本政府因为顾忌国联的制裁，曾经有不使事件扩大的努力，外相币原甚至说出了“陆军如欲吞并东省，无异吞一炸弹”足以振聋发聩的话语。但日本内阁的基本方针，是在9月21日确定的“恐将引起国际责问，致蹈德覆辙，故决为外交保障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