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民国政府外交：不与日寇直接谈判

　　用外交保障占领的方针，是在1931年4月由重光葵提出的。那时，重光葵已意识到“如果万一日华发生冲突，则必将作为国际问题被提到国际联盟，即不能仅仅作为日华间的问题来解决。”他提出，即使陷于“僵局”，“即使提到国际联盟，日本也必须使外国能够理解日本的立场是光明正大的。”6月，日本陆军省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提出：“万一出现我军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态，要使各国都能谅解日本的决心，不至于对我们采取无理反对或压迫的行动”。按照这样的方针，日本外务省一方面致力于避免“僵局”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僵局”出现的情况下让世界各国“理解日本的立场”，“谅解日本的决心”。“决为外交保障占领”，正是这一方针的概括。

　　要让世界各国“理解日本的立场”，一是尽量不使僵局扩大，即使扩大也要设法加以“合理”的解释；二是要争取与中国直接交涉，迫使中国让步。这就是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公开声明的“竭力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和“希望中国以诚意交涉”。币原希望同中国交涉，压迫中国让步，以避免僵局扩大。因此，他一再主张“须要与中国中央政府交涉”，“满蒙问题之解决，当以与中国中央政府之交涉为原则”。中国的不交涉方针，使币原不扩大僵局的希望落空。但是，日本军方并不顾虑什么僵局，决心建立由自己控制的新政权以一举解决满蒙问题。9月30日，军方制定关于满洲事变之解决方针，强调必须严加避免与张学良、南京政府或广东政府进行交涉。重光葵回忆：

　　“日本军部对于满洲问题，最初不以中国的中央政府为对手，坚持采取与满洲的地方政权协商解决的态度。随着事态进展，与地方政权谈判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有待于由中央解决。但是，军部坚持不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而着手于亲自统治满洲。与此同时，关于他们在满洲的行动，军部断然采取了不许第三国干涉的方针。”

　　只是日本军方的不交涉乃是秘密的，外务省的直接交涉却是公开的。国际上所看到的是日本急切而强横地主张直接交涉，并不容第三国置喙。中国难免揣测直接交涉必没有好结果，从而更加坚信不交涉方略的正确。因为暴力的侵略，还须通过强迫对方屈服的谈判来作合法保障。9月30日，国联通过第一个正式的决议，要求日本从速撤军，中日双方尽力防止事变扩大。这实际上是对中国要求日本撤兵恢复原状的肯定。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成立，以戴季陶、宋子文为正副委员长。次日，外委会专门讨论了不交涉的问题，议决并电告施肇基：

　　“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中国不能与日本作任何交涉，即在日本完全撤兵后，中国对于日本之侵略与压迫，亦惟有信任国联”。

　　话虽说是不撤兵不交涉，可如果真有撤兵与接收，是难免要交涉的。蒋介石一方面判断日本不会撤兵，一方面仍旧幻想日本在国际压力下撤兵。他设想即将到来的交涉是：

　　日本政府能“转令前方军队，与我所派接收长官接洽”，“辟一交涉之途径”，“如果日方于接洽撤兵之际，或对蒋公使有希望交涉之表示，我方自可迎机与之谈判，否则我愈着急，彼愈骄横，不仅无补危机，且恐益陷绝境。”

　　日本并没有撤兵。相反，由于国联在表面主持公正的同时显露出软弱无力的方面，无意制裁日本，日军于10月8日轰炸锦州。因此举为明目张胆地违背政府的不扩大声明而进一步扩大事态，英美发出了“抗议性警告”，国际舆论也“以激烈的口气谴责了日本”。日本外交形势严峻，连若规首相也感到“日军轰炸锦州，使国联空气恶化，对日本非常不利。”奉行以外交保障占领方针的日本外务省，乃决定针对中国的不交涉而在直接交涉上大做文章，改变不利地位。其具体措施，一为由重光葵向中国提出抗议书，表示日军的行动是对“中国多年之排日思想变成对日本军队之挑拨态度”的“自卫”措置；二为由币原答复中国要求日本撤兵的照会，提出先确立谈判大纲直接交涉再撤兵的对案，称：“目下急务在缓和国民的感情，以是两国间应速协定可为确立通常关系之基础大纲数点。此项大纲协定后，国民感情见缓和时，日军始能全行撤退于满铁附近属地内。”“日本政府随时可与负责任之中国代表会商前项之根本的大纲”；三为由芳泽向国联提出中日直接交涉大纲，“俟大纲协定，始撤兵”。

　　日方的外交措施，意在表明“日本并非决心侵略，而只是力图保护在满洲的权益。”这使颇负盛名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也感到压力，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