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民国政府外交：不与日寇直接谈判

　　顾维钧的方案获得了国民政府批准而提交国联理事会。11月26日，国联决定先派遣观察员前往研究。日本反对派观察员，却赞同中立化方案。币原认为，中立化方案是日军“无血占领锦州的良机”。其意在撇开国联、美国的干预，而诱使中国撤军。这样，中日双方开始了谈判。谈判的途径，中央与地方并行。在中央，由顾维钧与重光葵谈。在北平，由赞同锦州中立化的张学良与日本驻北平的参事官矢野真谈。顾维钧方案的核心是由美、英、法三国政府明确保障，但三国却害怕卷入战端不愿意担保。

　　锦州中立化的方案及与日本直接交涉，激起国民的普遍反对。在国民看来，锦州中立无疑是变相的承认日军对东北的占领，直接交涉更是向日本屈服。这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反对锦州中立和反对直接交涉之声不绝于耳，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各种示威浪潮。顾维钧起初还尽力向学生代表解释，随即拒绝接见学生。他回忆：“我不但受到学生团体和代表们的质问，而且受到潮水般的来自全国的电报质问。”而蒋介石在接见学生代表时，干脆矢口否认有锦州中立这回事，而斥之为“流言”，“宣告政府对日方针不变”。12月8日更是通告全国：“政府决未有锦州中立直接交涉天津共管等之主张”。在反对的声浪中，国民党的粤方四大（11月18日至12月5日，其间汪精卫派退出，于12月3日到上海另开四大），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宁粤合作的条件。

　　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之中，判断锦州中立化已经不可能，日本要完全占领东北，国联不会采取任何有力的制裁，乃决定对日本不宣而战，在锦州抵抗。只是张学良对抵抗没有信心，仍旧积极斡旋锦州中立方案。11月29日，他致电蒋介石，报告了与矢野的谈判，表示：“查划定中立地域办法，亦属避免冲突，以图和平解决之一道，日方既表同意，我方似可与之商洽。”此时顾维钧、宋子文等认为锦州中立已经不可能，他们劝张学良不要再与日方谈判，说：币原所提出的中立办法，既将由英法美担保一层“完全抹煞，且有数点超出原议之外”，“显欲诱我退兵，堕其阴谋”；“锦州一隅之保存，关系三省全部存亡；撤兵一节，若无国联或三国切实保证，吾方万不能承允；如日军不顾国联决议，悍然进攻，只能竭力抵御。”但是在币原的一再要求下，又经过矢野和原东北参议汤尔和的劝说，也可能是矢野向张学良许诺撤兵后即设立中立区，张学良仍旧作出了“自动撤兵至山海关”的决定。

　　六、不交涉方针的放弃

　　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决议，决定派遣一个由5人组成的委员会前往东北调查。12月11日，日本若摫内阁以被指为软弱而总辞职。13日新成立的政友会犬养毅内阁，标榜“自主的强硬外交”，实际上是抛开“外交保障占领”的遮掩，而赤裸裸的奉行支持占领满洲的外交。12月15日，蒋介石亦在中国动荡的政局中下野，宋子文、戴季陶、顾维钧等也相继辞职。国民党宁、粤、沪三方于12月22日召开四届一中全会，28日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29日任命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政府为争取舆论支持在对日政策上渐趋强硬。孙科政府阁员一就职，外长陈友仁即发表主张对日“积极抵抗”的宣言，称：“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但是张学良仍旧幻想“锦州中立化”方案，两天后不战而弃守锦州。孙科政府对此颇感难堪与愤怒。陈友仁提议用对日绝交来打破中日僵局。国民党军队内部，何成濬等21名将领又主动请缨抗日。国民中要求退出国联，对日绝交、宣战的呼声越愈高涨。

　　蒋介石以“在野”之身，仍旧密切关注局势。他对群情激昂的绝交、宣战非常担心，这将直接破坏他从济南惨案后逐渐形成的对日避战以图发展的基本战略。1月8日，美国提出不承认日本用武力改变满洲现状的“史汀生主义”，蒋介石受到鼓舞，并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认为：在政府内部，多数赞同陈友仁的绝交案，是最大危机，“此时我国若战而不宣，尚有可言；若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在危机重重的孙科内阁一再敦请下，又经过与汪精卫杭州的和解，1月21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联袂入京。当天，蒋介石就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一文，提出了以“四不”为基本原则，对日抵抗与交涉并行的方针。“四不”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订割地之约”、“不签丧权之字”。

　　在文中，蒋介石以独立国家应具有独立的政治、外交方针政策，“完全依本国之利害以本国之环境与立场决定”立论，批评绝交、宣战的主张，是“不审察实际之利害，逞为快意之谈，徒博一时之同情，而置国家于孤注之一掷”。他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