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民国政府外交：不与日寇直接谈判

　　“彼外交、军事双方并进，着着逼我，以图解决。我方若不速定全盘方针，拟就具体办法从容应付，转瞬之间失却国际同情，而形势转趋严重，单独应付更感不易。进退维谷，危险更不堪设想。”

　　驻日公使蒋作宾也感到：“观此形势，日政府外交与陆军似渐趋一致”。

　　四、不交涉方针的动摇

　　在不交涉的声浪中，还是有人主张交涉。9月21日，戴季陶等人去拜会了在软禁中的胡汉民。胡汉民畅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提出了包含“正式同日本办交涉”在内的四点建议。蒋介石也曾专门派主持过东北党务的齐世英赴上海访重光葵，然后秘密前往日本拜会日本政要，探听日政府外交动向。这与9月19日顾维钧向张学良提出的第二条建议相合，实际上已经开启了中日非正式的直接交涉。齐到东京，拜访了犬养毅、头山满、床次竹二郎等元老，最后亲谒币原外相。币原向齐表述了希望直接交涉的意思，他说：国联不了解中日关系，只好派人调查，这一调查至少须时两年，这两年内就不知道再生多少事？弄到什么地步？所以还是中日两国自己处理，尽速解决。齐世英将币原的意思告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蒋作宾同意直接交涉，让齐转告蒋介石不要向国联控诉。蒋介石听了齐的报告，没有采取直接交涉的建议，只要他继续注意此事，去找戴季陶谈谈。

　　主张直接交涉最有力的人是顾维钧。10月初，他作为张学良的代表到南京参加外委会，参与外交决策。

　　日本轰炸锦州后，10月13日，按照中国的要求，国联理事会提前一天召开。日本当即提出直接交涉协定大纲，先交涉再撤兵。国联一方面对日军扩大事态强烈不满，不顾日本的反对，议决邀请美国代表列席；另一方面又有意调和中日主张，促使中日直接交涉，希望中国接受“撤兵与直接交涉同时举行”。15日，国联主席白里安召施肇基谈话，探询中国对撤兵与交涉同时举行的态度。而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也晋见蒋介石、罗文干和顾维钧，提出了直接交涉的建议：

　　“……（三）两国直接交涉终难避免。如能由第三者加入旁听如华府解决山东问题之例，实属上策。（四）如国联失败，尚有其他途径可寻，各国决不轻易放手。（五）要求恢复原状后，方允谈判，事属难能，只要使日军退入属地内，似可开议。”

　　外委会经过反复讨论，“多数仍主张以先撤兵为最底限度之条件，电施坚持”。10月17日，外委会议决在日本撤兵前不交涉，且“中日将来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在国联公约所定原则之下进行”。

　　由于中国的坚持，而日本又不愿提出交涉内容，使国联转向支持先撤兵再交涉。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以13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第二份有关九一八事变的决议，限日本在下次开会日期以前（即11月16日），“将军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政府开始直接交涉两国间之悬案”。

　　因日本投反对票，这一决议对日本并没有法律效力。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的规定，必须14个理事国全票通过才有效。10月28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否认决议成立，提出中日直接交涉的5条大纲：

　　“（1）否认相互的侵略政策及行动。（2）尊重中国领土保全。（3）彻底取缔妨害相互通商自由及煽动国际的憎恶之念之组织。（4）切实保护满洲各地臣民一切和平的业务。（5）尊重帝国在满洲于条约上之利益。”

　　对于日本的5条大纲，戴季陶表示不能接受。他说：“前三条说得冠冕堂皇，没有什么，而第四、第五两条便如毒药一般”。不过，顾维钧却看出了点希望，说：“细阅日本政府声明书末段措词，日方似已稍让步，将其基本大纲与撤兵接收事宜并为一谈，准备与吾国开议。如果日本诚意转圜，不难就其提议谋一无损双方体面而有利吾国主张途径，以免僵局。”他向蒋介石作了说明。蒋介石“亦深以速觅两全之途径为然”。顾维钧提出，日本不可能遵守国联决议，国联也无权强制实行它的决议，要解决中日间的问题，“只有在国联的监督、帮助之下由两国谈判”。他的理由是：

　　“一般说来，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不管这些争端多么严重。正因为如此，日本尽管是侵略满洲的祸首，也希望作出愿意同中国谈判的姿态。如果中国对于日本的建议给予完全否定的回答，拒绝和日本谈判，那末就正中日本之计，使日本可以遂其抗拒国联的策略。”

　　顾维钧的主张，获得了宋子文、戴季陶的支持，并且使外委会“赞成谈判的意见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