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像狩猎般蹲守在总统农场周围的记者们发现,总统上飞机时衣冠不整,神色慌乱,两个总统的随行人员仅仅晚到了几分钟,总统便把他们扔在跑道上不管了。
东京,美国大使馆内麦克阿瑟的卧室中,电话铃声唤醒了他。
听到三八线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消息后,他有“一种恶梦般的可怕感觉”。这不禁唤起了他对1941年同样一个星期天早晨的可怕回忆,日本人进攻菲律宾的消息在同样的时间唤起了他,最后他从巴丹仓皇逃命,险些当了日本人的俘虏。“正是同样的战争警报的可怕消息,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我这么告诉自己,不会重演了!我还是睡觉和做梦。”
过了一会儿,在办公室,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请示:“将军,有什么命令吗?”
此刻,麦克阿瑟恢复了他那一贯妄自尊大的神态,嘴里叼着烟斗,满不在乎地说:“这大概只是一次武力侦察……对付这点小事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在“独立”号总统专机上,杜鲁门望着窗外的阵阵浮云,大脑在飞快地思索着,“如果容忍共产党人以武力侵入大韩民国,而不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么就没有哪一个小国会有勇气抵抗来自较为强大的共产主义邻邦的威胁和侵略,如果不对这种侵略行动加以制止,那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由于类似的事件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想到这里,杜鲁门吩咐飞机上的无线电报务员发给艾奇逊一封电报,叫艾奇逊和军政要员到布莱尔大厦参加晚餐会。
杜鲁门此时作出这样的逻辑判断是丝毫不奇怪的。这与他主导下的美国安全战略紧密相关。
1949年9月3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改变了国际社会两大阵营力量的对比。这两件大事联系在一起,促使美国调整了安全战略。根据杜鲁门的指令,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组成了联合小组,分析了新的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从外交和军事方面重新审议了美国的安全战略,于1950年4月7日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个报告。这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第68号文件》指出: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将存在着长期对抗。美国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苏联的挑战,而且还有那些动摇新老殖民主义政权的、土生土长的民族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在(世界)任何地方的胜利,都意味着美国的相应失败”。认为,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力量中心和反对“苏联扩张”的堡垒,拥有“世界上任何单独一国所没有的最大军事潜力。然而对照苏联,美国的军事弱点在于现有的力量和人员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苏联的武装部队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原子弹储备也在迅速增加,如果再加上热核武器,将大大加重对美国的损害。“为了保证美国任何报复性打击的有效性,进一步增强我们原子武器的数量和威力是必要的”,而且“大幅度增强常规空中、地面和海上的力量,以及加强防空和民防力量计划,也是很有必要的”。美国及其盟国“如果没有占优势的、随时都能动员的联合军事力量,'遏制'政策就只不过是一个唬人的讹诈政策”。
这个文件的基本含义,就是以军事实力支持“遏制”政策,并强调进攻性。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把纯属内政事务的国家、民族统一运动,把代表社会进步的民族民主革命,都视为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对自由世界的“侵犯”,美国都要迅速做出最激烈的反应,直至进行武装干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称:“从本质上讲,《第68号文件》是一个号召武装起来的响亮的动员令,目的是剔除我们冷战方针中顾此失彼的矛盾现象。从此以后,我们将以军事实力来支持遏制政策。”
杜鲁门完全接受了《第68号文件》的逻辑推理方式与所确定的安全战略。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性格狭隘、独断和自信的杜鲁门,就这样按照“冷战”的思维分析着朝鲜战争的起因和后果,并一意孤行地作出了干涉朝鲜的决定。
1950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有“第一江山”之称的平壤。
同往常一样,这是个平静的星期天早晨。夜来的风雨已经停止,整洁平整的大道并没有多少积水,大同江两岸的垂柳随风摇曳,沐浴在黎明的薄雾里。商店正打开窗门准备开业,街道和公园里已经开始出现休假的人民军官兵和市民的身影。整个平壤沉浸在平静而安详的和平景象中,谁能料到,几个月后美国空中强盗将把这个美丽的“第一江山”化为一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