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迪拜让郑远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不管企业规模如何，他都难以进入当地主流。“能做的只是外贸相关的上下游，很多印度人英语好、水平高都还很容易进入中产阶级。”积累了财富并没有让郑远觉得底气很足。
虽然浙商内部存在宁波帮、龙游帮、温州帮等不同的地域商人板块，不同地域的浙商又有不同的历史传承和风格气质，以及不同的投资重点和产业优势，但第一代浙商的主体，仍然主要由文化程度低、企业规模小、人力资源不足、经营手法平实、赚钱不论多少的“草根企业家”构成。在中国的诸多商帮中，浙商在历史上的名气不如晋商、徽商大，一定程度上与其传统的产业结构低也有密切关系。
据浙江工商联资料显示，早期的浙江商人，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第一代浙商的产业一般都层次较低，规模较小；企业类型多是家庭制为主，从事的产业也较传统，很少有高新技术和创新型企业。其平均规模，也要比全国水平小1/4。
草根的特性，使得像郑远这样的浙商既能够在创业初期，凭借吃苦耐劳的品性在竞争中胜出；但也对以后的发展形成了限制，在提升产业水平、进入高新产业领域的转型中，这一点尤其明显。浙商企业比照深圳等地的一些企业，更是相形见绌。深圳不少企业往往能够专注主业，不断重构和创新商业模式，从而成为国内行业的领军角色，乃至成为令人瞩目的全球企业，诸如华为、中兴通信等等。
郑远最后还是选择了快进快出的房地产业。
2002年，迪拜开放房地产市场可供境外人购买，郑远开始在迪拜“置家”，“大概有5%的人在那里购房，几百人吧，用的都是闲钱。”
迪拜中国城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几年来迪拜房地产投资回报率从2006年的100%，到2007年的50%，再到2008年的10%，一路下跌，从2008年10月金融危机影响以来，迪拜房价下跌50%以上。“在迪拜有实业，再来买房的基本都没什么损失，后来跟进有炒作嫌疑的都损失不少。”郑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让郑远的外贸生意亏损不少。郑远曾经一度陷入对低成本复制的制造业的焦虑，“谁都想转型，可不是谁都能转型，你能指望草根来转型吗？”郑远说。
2009年迪拜危机发生之后，郑远卖掉当地的商铺回到浙江，但仍保留了一些迪拜的房产项目。随后郑远开始在国内攻城掠地，买房无数。2010年，郑远看好广西东盟自由贸易区，就在广西北海“储存了房子”，并投资了香格里拉的钼矿。
“已经不再想做实业了，太辛苦。一锤子买卖就能使企业赚得钵满盆溢，谁还会去花十几年的积累去搞以技术为本的创造？”郑远非常坦诚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短视，还是短视！”郑远非常清楚自己的弱点。郑远觉得，浙商“看上去是群最能赚钱的中国人，其实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在郑远的心目中，马云、陈天桥这样的商人，并不是浙商的主要形象，而是凤毛麟角的异类。
小钱好凑，大钱难聚
浙江的民间资本到底有多少？2010年5月17日，在“2010中国(温州)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上，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州是中国民间资本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流动的民间资本达6000亿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长。”
一个温州的民间资本就有6000亿，加上同样不逊色的宁波、绍兴、杭州等地，浙江民间资本究竟有多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想从浙江省多个部门找到一个相对精确的数据，但均无所获。很多部门表示，民间的资本很难进行准确的统计，是一个“不能确定的谜”。但不可否认，那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数字。
但，为什么浙江民间资本多集聚投资在同一地区和领域？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也有大量民间剩余资金，为什么很少出现“人抱团，资金更抱团”的情况？为什么浙商资本如此喜欢“炒作”？
一个解释是，“这主要得益于浙江丰厚的民间资本和灵活的民间融资渠道。”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中心事业发展部主任卢华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浙江民营经济在发展的初期，几乎没有得到政府、银行等的资金支持。据《浙江改革史档案》中的资料显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1年，32年中国家投入到温州的全部资金只有6.5亿元。加上80年代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投融资规模小的县城撤退、农村的合作基金会的清理整顿以及农村信用社改革等原因，为小规模私营经济和个体农户提供信贷支持的农村金融市场主体一直处于缺位状态。
林阿信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刚听完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讲座，他借用鲍威尔的话说：“中国经济的50%是由中小企业贡献的，可是他们得到的银行贷款才不到5%，大部分的银行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