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基正看来，房地产、煤矿虽然热门，但比这些更好的投资对象也不少。比如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垄断领域，但是，本该是民资不错选择的垄断领域的相关行业，却由于高度的政府管制与国有企业的垄断等很多限制，民营资本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途径进入该领域，无法享受到与国有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一直以卑怯的姿态想拱身而入。
事实上，早在20多年前，王基正就参与了他的家乡的国道建设。那个时候他还不到而立之年。王基正初中一毕业就开始自己做生意，从皮革到海产品，掘得第一桶金后，转战上海做房地产，建了淮海路上有名的商业广场。
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家乡县政府的人找到他，希望他能回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当时的县城，一条国道从县城穿插而过，路道狭窄，路面坑坑洼洼，过往车辆天天排起长龙。县政府决定从县城西面打通一座山，让国道绕城而过，但是苦于资金短缺。
1993年，王基正的公司开始投资兴建这个隧道工程以及县城改道，历时近七年完工，投资近3亿元。那个时候，3亿元的确是个天文数字。
当时，王基正和当地政府协商采用了“BOT”投资模式。BOT投资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投资合作方式，是“建设—经营—转让”(Build-Operate-Transfer)形式的简称，指政府将那些急需建设而又缺乏资金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如公路、桥梁、隧道、港口码头、供排水系统、废水或垃圾处理等建设工程项目，通过招标或洽谈，签订特许协议，由某些民营企业负责筹集资金，建设政府急需的特定工程。民营企业在项目建成后的特定期限内，拥有、运营和维护该项设施，有权通过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回收投资，并且获取合理的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后，该项设施的所有权即无偿移交给政府。
王基正的公司依照和政府的合同设卡收费，经过的小车为15元/次，大车按吨位大小相应提高，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收费至2017年。计算下来，这是一个获利颇丰的项目。
但是到2007年，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撤销了收费站。“近年已有获利，但仅是微利，如果当初将这笔巨资投入其他产业，早已获得丰厚回报。”王基正对政府的朝令夕改心里多少有些怨言，而且这也影响了整个集团的财务状况，但对这次的撤销，他还是接受了，“毕竟这里是我的家乡。”
2010年5月的“新36条”，又一次让垄断领域的大门向民间资本开了一条缝。但是王基正在琢磨：机会是不是真的来了？“垄断领域的利润很吸引人，但是我更希望国家能保护我的产权完整和资本安全。”同时，他仍然觉得，现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还没有完全改变，“如果给民营企业做的是鸡肋项目，我还是不会进入。”
相对于进入垄断领域带来的强烈不安全感，王基正现在还把目光瞄准了新能源、新材料、新环保，凡是与“新”有关的能源产业他都感兴趣，他的产业资本想谋求转型。
浙资：固守，还是突围 ？
扩张的浙资，除了资本的逐利特性所造成的冲动之外，尚需一个内在的机制帮助浙资完成投资领域、方向、方法上的理性化变革
并不特别挺括的简单衬衫，布鞋，林阿信的着装非常普通。很难想象，林阿信是一个在实业领域驰骋过，如今又掌握几亿随时在找投资项目的VC(创业投资)。
高中时代就开始兼做电风扇生意，并把电风扇卖给老师的林阿信，1988年靠做儿童磁性写字板，获得了第一桶金。随后，他看到国内餐桌上流行日本豆腐，又瞄上了制作日本豆腐的机器。在十几年前，别人争当万元户的时候，林阿信早已是百万身家。
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浙商都和林阿信一样，靠做不起眼小商品的制造业起家，依靠菜刀、剪刀、皮刀、剃刀、螺刀“五把小刀”，从一个个小厨师、小裁缝、补鞋匠、理发师、修理工，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横店影视集团老板徐文荣原来种地，饰品大王周晓光原来则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女货郎，打铁的鲁冠球 成就了万向，修鞋的南存辉打造了正泰集团。而整个浙江的民营经济也逐渐发达，义乌从货郎担演变为以小商品为龙头的商贸经济；东阳以“百工之乡”诞生了建筑经济；永康由“钉秤补铜壶”形成了五金经济，浙江全省则成为中国轻工产品的生产基地。
这种市场自发的演进，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浙商们也较早地在制造业发展中完成了原始积累，创造了令世人惊讶的财富传奇。
在完成原始积累后，草根出身的浙商资本，率先进入了扩张阶段。
但扩张的浙资，除了资本的逐利特性所造成的冲动之外，并没有一个内在的机制帮助浙资完成投资领域、方向、方法上的理性化变革。除了富有、守信这些成功商人大同小异的标记之外，浙商们也亟需一个主导性的价值观和有吸引力的商业理论。
而在一个投机氛围日益浓重的诱导性市场里，赚钱，尤其是赚快钱就成了许多浙江商人的多数选择。炒楼、炒煤、炒地皮，什么赚钱快就炒什么。资本使用方式上的这种选择，无形中却成为浙资突围的壁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