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平阳制革业繁盛，成为亚洲闻名的皮革之都。2002年，当地政府着手治理污染，关停了一大批家族作坊，积累下的民间资金开始正式流向煤矿。自2003年起，中国的煤炭价格持续走高，汇入煤矿投资的资金流也越来越大。到2005年，平阳的教师、机关干部、银行职员等都前赴后继地加入“炒煤”大军。在平阳当地流传一个说法：每10个平阳水头镇人就有8个搭股在山西煤矿里。也就是说，在平阳水头镇这个人口不过30万的小镇，按50%的保守估计，至少有20万人在山西投资煤矿。“村里几位老太太连自己卖土鸡蛋攒的钱，都投到了山西。这样的跟风进煤矿的情形在平阳、苍南两地非常常见。”林文说。
2004年，煤矿安全大整治、资源整合和资源税改革等政策的出台令小煤矿举步维艰，林文和很多浙江商人一样，开始把资金从煤炭领域抽出。
但是，到2006年，山西省进行煤矿产权改革，民间经营煤矿获得了山西省政府的认同，山西省政府甚至宣布：只要足额缴纳资源价款，煤老板们就可以将手头的矿一直挖到穷尽。
随着政府态度的变化，2007年前后，晋煤又一次成为浙江民间资本投资高峰。2008年初，林文再次联合其他两个股东在山西陆安买下一座年产10万吨的煤矿。“买矿花1个多亿，一直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买矿之初，林文慎重地考虑了政策问题。当时最具权威的文件，是2006年6月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意见的批复》，以及2007年3月山西省颁布的《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工作总体实施方案》。当时林文觉得：“矿的储量有3000多万吨，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
按当时的政策，山西煤改将于2010年年底完成，他有近两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做准备，让他的煤矿能符合标准。但令林文始料未及的是，山西省于2009年4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文，下称10号文)，将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1500座下调到1000座，要求煤矿必须达到年产90万吨，并且把整改期限提前了一年。
“基本都退出了。”林文很无奈，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基本都被兼并，“一般都是拿钱走人。”
在“10号文”发布后，林文于2009年底与山西一国有煤矿签订兼并协议，“给我的价格还算可以，在1亿左右，很多人一两亿的投入只给作价了几千万，投资两年不仅一分钱没赚到，本钱还赔了不少。”
但是直至2010年5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林文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拿到兼并款，接受完采访，林文就从上海奔赴山西接着去要钱了。“作为商人，我们从来不怕市场风险，最怕的就是政策风险。政策一日三变，让你摸不透。”
据周德文估计：这次山西煤改，有500亿浙江资本深陷其中，损失超过150亿。
“我不想评价这次煤改，只想把兼并款拿回来。”林文和其他三个大股东投入的1亿多元，大多是高息从民间借来的，涉及到上百个家庭，这两年多光利息就有两三千万。“浙江民间借贷很讲诚信，从银行借了钱不还，无非是打官司，可如果在民间借贷不还，你在当地就永远立不住脚了。”
不过即使是煤矿被低价兼并重组，林文们也并没有纠缠得“鱼死网破”，甚至连吵架的工夫都不愿意浪费，就风风火火地赶往了下一个“淘金地”，多少体现出一个浙商在风险控制意识和止损执行上的与众不同。
林文很快就转移了一部分资金瞄向农村，投资建设了一个农业生态园，做观光农业，并准备进入农产品的深加工。“煤老板不当了，做地主了，农业是政府高度扶持的产业，政策变化应该不会太大。”此外，林文和他的合伙人继续寻找矿产资源，在贵州六盘水、毕节，除了煤矿，他们还准备投资金属矿，“有资金，就去投资，而且这两年，最熟悉的就是资源性投资了。”
而和林文一样煤矿“淘金梦”破碎的老板朋友，有的则把目光盯向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就在2009年底山西煤改令他们受挫的时候，2010年1月4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山西“受伤”的浙江民间资金闻风而动。
2010年春，海南房价在多种力量作用下暴涨。
金字塔顶端：进入垄断行业很受伤
浙江东南某县的商人王基正一字一句地读着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刚刚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打印出来的纸上写着，“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其中，交通运输建设、水利、电力、石油、电信等国有垄断行业均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石油谁不想做，银行谁不想开？”王基正放下这摞纸，心绪复杂。
浙江民间隐形富豪多，很多自己的企业法人都不是自己，根本没有办法估计他们的资产。王基正就是这其中的一位。他在浙商金字塔的顶端，另有一番完全不同于中小企业主的“炒”的方式和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