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居高不下，很多地方对温州炒房团一直颇有微词。但周德文也认为这是“抬举了温州人”。“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不是炒房，温州2000亿的资金在全国房市里，不过是沧海一粟。”
其实，对于炒房团受到的非议和指责，炒房人很少辩解，柯秀兰们只是留意地听着、琢磨着，同时赚钱，并想办法让自己在大气候的变化下依然能够赚钱。
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至2010年初政策尚未出台前，柯秀兰就已经陆续出手了近40套房，“手里的房子肯定会有些损失，但我已经规避了80%的风险，后来跟进者可能会被套住。”
柯秀兰说，温州炒房人不仅善于捕捉市场，对市场冷热温度的判断则更为敏锐，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去年就觉得房市过热了，就像现在的黄金市场一样，黄金的价格也在高位，我们不会轻易进去。”对于房贷新政出来后，很多消息传温州人从房市出来的资金去买了黄金，柯秀兰觉得这更像是炒作，就像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希望借助温州炒房团的声势一样，“温州人都没出场，仅凭开发商散布‘温州炒房团要来了’就可以使楼市价格上涨。”
“到目前为止，从房市退出的资金并没有那么多，也有退出的，估计不会超过100亿。温州人整体上对房市还是抱有信心的。”周德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在柯秀兰的圈子里，一直有“一线城市买房、二线城市买商铺、三线城市买地”的说法。柯秀兰还在找合适的房子，她就想把钱放在她认为保险的楼市。
在柯秀兰看来，作为中国目前最稳定和为数不多的投资渠道，炒房如同炒股，“遇到政策也正常”。在房地产沉浮这十年，“老国八条”“新国八条”、各种“大限”、各种“令”，柯秀兰已经见过太多，她早已习惯了。
金字塔中层：进入垄断行业很受伤
浙江平阳的煤炭商人林文最近“很受伤”。本来属于他和其他合伙股东的1亿元赔偿资金，目前到不了手，还躺在山西某地方政府的账户上。
和大多数浙商一样，由于做实业起家，林文的投资偏好也倾向于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房产和矿产。
“矿产和房产，放在哪里都不会消失”。林文的想法代表了很多浙江商人的想法。不同于一些醉心于炒房、对做实业没有太大信心的小企业主和普通炒房者，林文的资产相对雄厚，他对投资矿产资源有一种天生的狂热。
据浙江省工商联统计的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10月，浙江全省有超过1000家企业在投资矿产开发，投资总额在5000亿元以上。“浙江传统制造业的边际收益已经很小，要想把2个亿的规模做大到3个亿，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显然很难做到。”林文说。
21世纪初，全国能源短缺，煤炭价格飞涨。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开始逐步市场化，煤价涨得超出很多人的预期，占市场一半的电煤价格由2002年的150元/吨左右涨至2010年的600元/吨。
沿着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2001年，当浙江人扎堆山西炒“黑金”时，林文也便携千万元资金穿梭于山西的煤矿之中。据林文介绍，当时山西60%的中小煤矿都掌握在浙江人手中，到2009年，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的企业超过450家，投资总额约500亿元。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仅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就有300多座，年总产量2000万吨以上，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全国的1%。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产煤大省的山西欲提高煤炭产量却苦于资金缺乏。长期以来，浙江民间雄厚的资本一直是一些中西部地区政府垂涎的“肥肉”。他们在积极“跑部钱进”、争取国家投资项目及资金的同时，也一直积极“跑温求金”。周德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东进，“在温州几乎每个月都有80多批县级以上政府到温州招商引资，我经常一天接待3~4批各地的领导。”作为温州民间投资协会会长和温州中小企业协会的会长，周德文的背后也是千亿的民间资本。
“2003年以后，山西省各级政府成群结队到温州来招商引资，大量招商引资说明是政府希望你来投资，而不是我去投机。”周德文说。
浙江民间资本在国内扩张的过程，与各地招商引资政策一拍即合，其规模也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扩张。浙江民间资本的进入迎合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回报的则是政策弹性。
“三五十万元一座煤矿，自己有钱的话就掏腰包买，没有的话就叫亲朋好友入股投资。只要有矿就百分之百地买进。”林文当年50万元买的煤矿，到2008年煤矿投资高峰期时转让价格是1亿元，短短几年增值近200倍，这还不包括挖煤所赚的钱。
煤矿的增值速度令浙江民间资本心驰神往。据浙江银监局调查，仅浙江平阳县的水头镇，80%的民众都参与省外煤矿投资经营，资金规模达300亿元。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间借贷，或以个人抵押、个人经营性贷款和部分保证贷款，通过银行间接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