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这一被称为非公经济“新36条”的文件，在“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社会事业和金融服务领域”的同时，将政府投资界定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新36条”所释放出的信号十分明显。在经济刺激政策尚未完全退出之际，经济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市场各创新主体的自我努力。而经济主体中最活跃和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是民营经济。放宽了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就是大大促进了民营经济的生命力。
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地域性分布中，浙江民营经济独树一帜，浙商资本特立独行，以至于外界评价浙江的民间资本是“逐水草而居”“炒”字当头的“游牧资本”，踪迹飘忽，令人瞠目。
浙商资本朴素的市场直觉往往比任何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分析都更为敏锐，哪里有钱赚，哪里就会有他们的身影；浙商资本指向哪里，财富神话就会在哪里上演；浙商资本经常占得市场先机，当别人亦步亦趋跟进时，这些资本又已进军新的领域。浙商俨然成为中国一个流动的“金库”，也一度成为民间投资的风向标。
浙商资本实业投资之外，为何体现出这种特性？非公经济“新36条”对于改善这种民间资本投资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新开放的垄断领域能否真正赢得民营资本的信赖，并引导民营资本化蛹为蝶，在新的疆域之中翩翩飞舞？
关注浙商资本和他们的变化，就是关注民营经济和它的未来。
浙资凶猛
凶猛的浙商资本逐利而居，但政策之水，既有能力将其变为寸土寸金的聚宝盆，也可以将其变为一湾泽国的价值洼地
“炒房促使房价飙升”“山西煤炭整合逼退”“新疆探油炒棉”“海南楼市泡沫”“迪拜炒楼铩羽”⋯⋯最近一系列国内外的财经大事件，似乎都与浙江一股股神出鬼没、数额巨大、来去匆匆的民营资本有关。炒房、炒煤、炒商铺、炒棉花、炒石油、炒油田、炒车、炒电、炒大蒜、炒绿豆，浙江的民间资本出没于每个可能带来高回报，同时也蕴含着高风险的地方，追求一切可乘之机，逐利而行。
民间资本集中时间对某一行业、某一领域、某一地区的快速流进流出，虽然是市场选择的自然结果，但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2009年底，山西煤业变局，浙江民间资本损失惨重；新近“房市组合拳”出击，名噪一时的温州“炒房团”去向何方？
多个政策同时对民间资本又堵又疏，但效果却经常适得其反。对这些政策，浙江民资的反应，似乎并不那么买账。
金字塔底部：炒为先
2010年5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与今年大多数的白天一样，60岁的温州瑞安“炒房老太”柯秀兰，悠闲地与邻居在茶楼打着牌，度过她貌似无所事事的一天。这一天她输了千把块。实际上，对于牌局和时局，她目前都不太在乎。像她这样手里握有很多闲置房的炒房客，是今年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
2010年4月，中国房地产行业又迎来前所未有的政策调控。中央政府“新国四条”“新国十条”相继亮相，政策重点是打击投机，清理不合理需求。
“不做房产，你让我做什么去？总不能让钱躺在银行里？”除了房市，还有股市，是大多数像柯秀兰这样手里有闲钱的太太们普遍的投资出路。但是，作为一个务实的温州人，柯秀兰更喜欢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柯秀兰一直对股市不感冒。
十年前，柯秀兰就笃定买房能给她带来巨大收益。2001年8月18日，史上第一个温州购房团共157人浩浩荡荡开赴上海，三天共买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元现金砸向上海楼市。
来自瑞安的柯秀兰就是这157分之一。彼时，柯秀兰只在静安区买了1套三居室的房子。但是在回去的大巴上，她的心一直未平静，“温州那么破的房子都已经很贵了，上海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环境怎么这么便宜？”
温州人炒房，最初从自家门口开始。由于温州民营企业起步早，早在1998年到2001年之间，温州的民间资本积累，开始脱离生产领域进入当地的房地产市场，促使温州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
2010年5月，温州即将开盘的中心地段的鹿城广场，售价已达62000元/平方米~68000元/平方米。作为一个地级市的温州，城区房价均价已达3万以上，超过上海和北京。“很多在外地的温州人也一定会在温州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柯秀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浙江有一句俗语：“买田千千万，买屋万万间。”在整个浙江，富裕之后买房置地，是深入血液的观念。地契、房契，意味着财富、信用、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