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回来，柯秀兰开始思量，政策变化可能会给她带来什么机会。1998年，福利分房终结，个人购房成为住宅消费的绝对主体，房地产业将进入高速发展期。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开始出现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的热潮。就在柯秀兰去上海买房的2001年，为了配合国家住房制度改革，支持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住房租赁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对房屋出租的税费进行减免，这是中国首次以税费减免的方式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支持。
为此，柯秀兰做出了以后一直没有动摇过的判断：出发，买房去！外地房价真便宜，早买、快买、多买，温州的今天就是它们的明天。
回到家里，柯秀兰开始动员身边的亲戚朋友加入购房大军。柯秀兰的家族是做拉链生意的，经过十几年的原始积累，有一些闲散的资金。尽管这些资金远不够去买太多的房子，但柯秀兰的想法是多买房子，“像经营企业一样去经营房子”。
筹集资金在温州历来不是难事。温州的民间借贷非常发达，月利大多在2分到2.5分，有的短期融资利率甚至高达6分，换算成年息，就是72%。由于认定买房收益丰厚，柯秀兰为了买房还借过1毛钱融资利率的高利贷。
2002年，柯秀兰再次随购房团来到杭州，这次近6000元/平方米的房子，她出手买了20套。刚签完合同，柯秀兰就把房子挂到中介，卖价12000元/平方米。随后，这幢楼里其他房主只要有人想卖出房子，开价8000元/平方米柯秀兰也接手，9000元/平方米也接手，12000元/平方米还接手。另外，这个小区后期项目开盘，开发商每开一次盘也涨一次价，到2006年，房子已经涨到25000元/平方米。
最开始买的那20套房子，让柯秀兰赚到了一笔天文数字。
2003年4月，央行“121号文件”拉响房地产宏观调控警报，金融监管部门发出对房地产投资过热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但是，到8月，国务院又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的“18号文件”，首次在国务院文件的层面，将房地产业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到底是警报还是鼓励？虽然二者之间有矛盾，但柯秀兰坚信房地产行业仍有商机。
2006年，柯秀兰盯准了大连。她手拿计算器，很清楚地算出房子的基础费用、开发商的利润以及自己的利润。在买房前，她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已经有了全面的评估。
在灯火辉煌的销售中心，柯秀兰吃力地说着普通话，和漂亮的售楼小姐站在一起，完全一副农民模样，但是，这次她决定“玩点大的”，一次性买下了一幢楼的住房，准备“先批发再零售”。
在多次说服下，柯秀兰不情愿地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她“先批发再零售”的具体操作：“批发”要通过签订两份合同来完成。第一份和银行签，表面上柯秀兰首付20%~30%，获得银行贷款购房。第二份和开发商签，实际上房子贷款的利息由开发商来还，并且柯秀兰还可向开发商收取首付的部分利息。此外，开发商还要保证在一定时限内将她名下的房屋通过中介商转手，否则就得以五至七折的折扣，最终将房子卖给她。
如今，柯秀兰握在手里的大连房产，已经涨了近40%，投资的利润高达200%。而开发商则可以通过柯秀兰套取银行贷款，尽快回笼资金。所以，开发商经常主动邀请温州购房团造势，“提振”其他购房人的购房信心。
在2010年5月的温州，到处都是像柳絮一般飘扬的全国各地楼盘广告和推介会传单。“我今年都参加了N个推介会了。随便去一个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都可以看到房产推介会。”《温州晚报》房产工作室的曾志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也是知名的购房团组织者，“在温州，你不炒房就out了。”
柯秀兰只是浙江民间成千上万的草根炒房商人中平凡的一员。温州一直流传有这样的说法：“一流老板办企业，二流三流老板炒房子。”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6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己10%~30%的资金用于购买非厂房的不动产。近十年来，由于中国房地产的兴盛，炒房的高潮也迅速从小企业主、富太太、官太太向普通工薪阶层扩展，慢慢演化成“全民炒房”。一位温州市区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学女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个人手头的房子有34套，大多分布在沿海大城市，其中30套住宅、4套商铺。”
据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民间投资协会会长兼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统计：“目前约有2000亿的温州民间资金投向各地房地产，其中北京、上海两地集中了1000亿。”周德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外，温州资本还先后大举进入了杭州、青岛、重庆、沈阳等城市。就像20年前他们担着小商品奔向全国一样，温州人又一次从故乡出发，长驱直入，千里奔袭，攻城掠地。
各种买房的传奇，经常带炒房团的曾志豪都曾见识过，“成片成片地像买白菜一样买楼的”；“付的是现金，点钱点了一下午的。”但是，曾志豪也觉得，“不只是温州，山西、鄂尔多斯都有炒房团，全国上下都炒房才最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