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人爱“轻视”自己原因：处在众生颠倒时代

　　用“游戏语”来“破执缚”的目的，正是为了躲避世事环境的纠缠，以求得一种“定”的内心满足。与袁中郎同时的虞德园在序《解脱集》时，也讲袁中郎滑稽乃是在“大地一梨园”中“自诡插身净丑场”，拿自己来作幽默的材料，在游戏的无穷趣味中道破了世情，从而做一个“解脱中郎”。从这些评价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出袁中郎用滑稽来安定个人身心的意旨，而且还非常清楚地看出明代文人们对袁中郎的这一意旨的领会和欣赏。
　　
　　也许，袁中郎比别人会更加自觉地了解他是从追求人的本真之趣这一点上，使自己回到一种童稚赤子的滑稽状态当中，他说：
　　
　　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
　　
　　能得童稚赤子的滑稽之旨，是袁中郎对人生最要紧的发现，同时又是他对人生最大的自慰和满足。不难想见，在袁中郎那里，文人的谐谑被给予了一种最为彻底的无意义的自然状态，而照他所想，这是能够逸脱世界之外保全人生最圆满的方法。我们不能不说，袁中郎把文人在选择人生归宿时的聪明发挥到了极点。所谓“正等正觉”的“最上乘”之趣，于此便成为“雅谑”这个语词的又一诠注。
　　
　　然而我们是否注意到，当“雅谑”充分成为袁中郎及其他明季文人的一种体现人生至趣的形式后，在它背后反映出来的，已经不再是智力的优越，而是那个时代那些拥有智力的文人们思想能力的削弱，精神视度的退缩。因为像他们那样越是透彻于人生的“本真”，便越是会放弃对世界的思虑，越是要自我放逐于世界之外而封沉于一己性灵之地。
　　
　　或许我们不免把问题看得过重了，何况那是数百年前的袁中郎及其他明代文人的思想和精神缺陷。但是我想，在任何一个时代，尤其是文人的生存特别困顿的时代中，文人们若是在他面对世界时太聪明了，未必是一件好事情。作为文人，你拿幽默滑稽来做人生的解，从而使你优游自得满有机趣，可是你恰恰想不到，正是你的聪明，使你在你所置身的世界中丧失了你的重量。纵然你有一张“滑稽之口”，可你的种种令人解颐的言说，只不过是一些优雅的闲言而已。
　　
　　那些聪敏透脱的明代文人早已告诉过我们，他们是如何经历了二百余年的空疏无用之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