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人爱“轻视”自己原因：处在众生颠倒时代

　　
　　这一年，谑庵七十整，离他绝食殉国只有两年。
　　
　　优雅的闲言
　　
　　袁中郎也算是一个颇喜诙谐的人。
　　
　　当时有人曾拿他与苏东坡相比，说他得东坡“滑稽之口”。其实袁中郎是否滑稽如苏东坡，倒也不一定，只不过明代文人比较佩服东坡，所以常常要去比附他。以幽默滑稽而论，大概文人历来都有这样的脾性，从汉代的东方朔往下，到魏晋六朝文人，并不缺少例子，当然因为苏东坡离明代更近一些，把袁中郎的诙谐看作东坡遗风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东坡行事，多见载于宋人笔记，如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罗大经《鹤林玉露》，费衮《梁溪漫笔》等，其中常记东坡的幽默滑稽。东坡是一个十分旷达的智人，他那种优游人生的智慧风貌，足以让人倾倒。然而，东坡受人攻讦诬陷而终于罹祸，未必与他对时事以及当事者口无遮拦的讥刺嘲谑无关。东坡贬窜海南后，虽说已历经坎坷，深知世情，他的友人仍不放心，犹寄诗劝诫他说，“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这自然是要他缄默其口，否则还会如同过去那样很容易就授人以柄。然而东坡个性如此，恐怕到死也不会改。不错，东坡智慧而旷达，但是他任性于世事的执着却更加使他的智慧旷达富于光彩。
　　
　　以苏东坡的生平来看袁中郎，显而易见袁中郎终究不能是苏东坡。但我们要说的意思不在这里，他们之间的可比性差别是在另外的方面。同样是诙谐，是嘲讽，在文字言语上，袁中郎可能非常接近苏东坡的幽默滑稽风格，然而文字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思想识度和精神境界，拿它来比较，不用说从中所看出来他们幽默个性的不同，才具有实际意义。
　　
　　与宋代文人相比，明代文人在胸襟气度上既十分狭隘逼仄，又是十分柔弱孤绝的。这一方面由于明代文人生存处境的困逼比宋代文人要严重得多，另一方面则是明代文人在试图从理学突围出来的过程中找不到宽阔的出路，于是只能退回到内心方寸之地讨生活。
　　
　　因此明代文人，在思想识度上往往一味局限在一己性情范围内，认识自我生活的自由意义，这样他们的个性就越来越走向内在化、趣味化，他们也可能会旷达，但是这种旷达，不是从更加无所畏惧的精神自由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生存境界，而是在拒绝外在拘束的借口下，对身外世界的冷淡和疏离，也就是明代文人所谓的个人身心到了“极无烟火处”。所以，在大多数明代文人那里，极少看到他们关怀世界的精神大境界，有的只是一种对个人生命趣味的过于珍重。
　　
　　这样一来，幽默滑稽对于一些明代文人就完全成了他们的一种个人生活情致，一种单纯地表达内心愉悦的需要，诙谐也好，嘲谑也好，说到底只是事关性灵，只是反映出他们的心机聪敏、颖悟透脱。到了公安兄弟和竟陵钟、谭的时期，明季文坛重要人物几乎没有不是如此的。与苏东坡相比，许多明代文人分明缺乏的是那种在现实面前敢于攻击和否定的锋芒，是那种为精神自由而与周围的生存环境不妥协的高情远致，所有的诙谐嘲谑都成了为趣味而趣味的“小摆设”。
　　
　　宋人常用“雅谑”一词称说像苏东坡一类文人的幽默滑稽，其实这个词用到明代文人身上，恰恰可以说缩小到了它的语词本义。袁中郎“滑稽之口”的个人特点，及其所代表的明季文人的思想精神内涵也就在这里。他的弟弟小修为他的全集作序说，“先生诗文如《锦帆》、《解脱》，意在破人执缚，故时有游戏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