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人爱“轻视”自己原因：处在众生颠倒时代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思任的谐谑并非只是徒逞口舌，而是真正的有所为而为。“以谑用事”，作为王思任的个人行为风格，值得称道之处当在这里。而“一谑之力”竟可以却走权贵，保土安民，不受骚扰，说到底还因为当道者骄横却又十分的愚蠢无能，所以略出数语，就能调弄权阉于股掌之间，这又是何其有意味的事。然而，尽管谐谑可以用事，但在昧暗的时代它终究不能成事，它只是在举世昏愦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表现出了一种个人智力上的优秀而已。它的作用力比起那个时代强大的腐朽势力，其实是非常微弱的。所以，善于谐谑的王思任在仕途上的遭遇，并不比海瑞好。“偃蹇宦途，三仕三黜”，这样的坎坷，完全能够说明明代即便才智之士如王思任者，也只能在政治的黑色漩涡里载浮载沉，无以抗衡。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凡想有作为的文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是免不了的。越是富有才智，越容易遭到忌恨，这是历史常情。王思任两次受人攻讦而受到很重的伤害，“一受创于李三才，再受创于彭瑞吾”。因政见不合被李三才之辈排挤打击，固然是其中一端，而主要的则是明朝万历以后党同伐异的权力倾轧非常厉害，卷入党争中的士大夫文人往往成为牺牲品，王思任其能幸免乎？既然政治灾难是这样的不容回身，那么又如何在被伤害的人生处境里，保持个人的节操和精神的完整呢？王思任依然选择了他的谐谑。
　　
　　于是，这时候谐谑便成了他抗拒伤害的精神武器：“人方眈眈虎视，将下石先生，而先生对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一个文人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也许只要守定自己的本性，自然就会筑成强劲的人格尊严，政治的邪恶可以毁坏人的生活，但是它绝不能毁坏这种人格尊严。任你有多少次伤害，我自不“贬损”，又有谁能来“贬损”于我！这或者是王思任给我们后来人的一点重要启示吧。谐谑，在王思任不仅仅是他的一种个人行事风格，而且，作为一种精神人格的强烈而深刻的体现，其义莫大焉。
　　
　　王思任在他的晚年，改号谑庵，并且作《悔谑》一篇。张岱说，“刻《悔谑》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虐毒益甚”，可知他对谐谑精神是坚守到底无悔无弃的了。公元1644年，清兵攻破南京，弘光王朝覆灭，权臣马士英“称皇太后制，逃奔浙江”。对于这个只知挟君自重、结党弄权，以致“乘舆迁播，社稷丘墟”的马士英，王思任作书一纸，嬉笑怒骂，淋漓尽致，为后世所传诵的一句话即出此书信中：“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斯言，谐乎？谑乎？但只一股精神正气，足以让那些害国误民的贼子闻之气馁色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