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读书文摘》2004年第1期，作者：费振钟，原题为：《末世幽默》
自为墓志铭
唐代文人好为别人作墓志铭，原是因为墓志铭的润笔甚丰，为了银子的缘故，所作多有褒词，时人称之为“谀墓”。明代文人则大不同。明代文人好为自己写墓志铭，生前就对自己作出评定，多自抑语，甚至出言自毁自贱。而且唐人的墓志铭虽说是一种文体，但终究是要勒石，要留存于墓道中，明代文人则仅仅把墓志铭当作文章做，做成一种传记小品，他们要的是意味，是可以自己欣赏把玩的情致，不见有谁真的要拿它刻在石碑上，留给后世考证出身。
若说行止怪异，那么历代文人比较起来，当然首先要算魏晋，但明代文人也自有他们的特别之处。魏晋文人在对待自己的个人价值上，一意往“大”处看，立身处世、饮食男女，在其个人性的背后都有一个“自然之大道”，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把圣贤放在眼里，就可以傲视天下，做出许多桀骜不驯的狂态来。明代文人恰恰相反，他们总是把自己往“小”处看，在他们心里，个人是极其渺小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无能为力的世界当中，人生贫乏，一切都不值称道，他们因为找不到有力的庇护之道，所以显得十分虚弱。于是，明代文人失去了直面世界的信心，失去了一种悲壮之气，他们开始疏离自己立身的世界，把个人的历史无奈心情，化为一种诙谐，一种嘲谑，一种游戏声音，一种末世幽默。
自为墓志铭，就是以“佯死”告退世界的一大幽默。它把明代文人那种历史无奈心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同时它也向世人彻底地敞开了生存颠倒的性质。徐文长《自为墓志铭》道：
铭曰：“杼全婴，疾完亮，可以无死，死伤谅；竞系固，允收邕，可以无生，生何凭？畏溺而投，早嗤渭；既髡而刺，迟怜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复烝民，愧彼既明。”
在徐文长用来总结一生的这读起来诘屈聱牙的数语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对生与死的勘破和解释，这里面更多地包含了对弃世的言说。正是这种言说所具有的自我解嘲作用，使他在个人的渺小和虚弱之外，获得了一种生存的轻松。所以，徐文长可以那样落寞一笑，潇潇然写下如下一行文字：“葬之所，为山阴木栅，其日月不知也，亦不书。”
与徐文长相比，对个人生存无能怀着更加沮丧的情绪的，还有晚七十多年的张宗子张岱。张岱处身在明代覆亡之际，他对人生已完全没有了信心。人在历史强力面前，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这种人与生存世界之间的巨大反差，张岱在他写于崇祯五年十二月的《湖心亭看雪》笔记中，比喻得十分清楚。那种借着自然的广大无垠而把人在其中戏称为“两三粒而已”的黯然，正是人生之渺小情态的流露。所以，看到张岱在他的《自为墓志铭》里，极尽用辞，把自己一生说得一无是处，你就知道他不能不以一种自我笑谑的方式，来化解和代替这无以克服的生存悲怆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