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人爱“轻视”自己原因：处在众生颠倒时代

　　
　　不妨多抄一点他的文字：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樗蒱，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
　　
　　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为贫贱人亦可；称之为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而已矣。
　　
　　在一个众生颠倒的时代，人对于自己的价值除了“轻视”而外，你还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幽默之言吗？如果你曾经有过在这个世界上建功立业的理想，然而这个世界却以它的无情剥夺，最终使你一无所有，那么你将会以什么姿势，来表达这生命中最大也是最后的无聊与失意呢？张岱七十岁了，面对这一切，他已经超然于所有的困惑与痛苦之上，成为一个真正的玩世不恭者，一个不再操心是非得失、不再测度自身的老顽童。因此，在世人面前他毫无顾忌地言说，并用这无所顾忌的言说来承受那“生命之轻”。也许这就是张岱期望的“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的衷曲吧。
　　
　　可是，读明代文人的《自为墓志铭》，你又不能不感到，在他们怪异的自嘲自谑中间隐含着一种度量人生的心灵尺度。诟笑也好，自谩也好，似乎一切都可以作游戏观，然而这背后却有着他们对生存的深思。那就是，当他们处在世界的渺小位置而孤弱无援时，他们将设法逃避何方？在那个贫乏到极点的时代，明代文人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他们是一群“必死者”，因此他们深知作为“必死者”只有一条“死”的路途，才是他们能走的真实路途，如果他们沿着这条路途走下去，那就能到达他们能够到达的场地。毫无疑问，沉思“死”，并且把“死”看作人的生活的神圣尺度，正是这些设法逃避的明代文人不顾一切逃避的最有力的命定。如此，这些“必死者”，不能不用《自为墓志铭》吟唱着他们在那个贫乏时代无尽的行旅。
　　
　　现在，我们这些现代人在这条路上，还会碰到那些边唱边走、走向死亡深处的文人们吗？
　　
　　谑庵的风格
　　
　　晚明文人中，王思任大概是可以首称谐谑大师的。王思任自号谑庵，可见他比别人更要以善于谐谑自许。
　　
　　山阴真是个古怪的地方，这里总是出一些落拓奇磊的人。别的且不谈，就拿文章一道来看，仿佛只要出自山阴文人笔下，就特别有一种傲世的骨气。这种骨气之下，他们很容易对世间人事不屑一顾，所以眼睛里常常带着冷笑，所谓“别有眼睛”，恐怕讲的就是他们了。因此，你看到的山阴文人，既与俗绝，同时也与世绝，从而在有明一代尤其在晚明时期，显示出他们鲜明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