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登勤政楼，追念往昔繁华；宋徽宗赴白矾楼，密会李师师……这两栋古代着名的“高层建筑”，被野史轶闻渲染得令人神往。其实，故事也为我们探究唐宋城市的管理制度及其演变提供了线索，那时候，高楼可不是随便建、随便登的。
勤政楼，位于唐代都城长安东侧“三大内”之一的兴庆宫西南，据说是唐玄宗为了表示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而专门建造的。建筑为二楼连体结构，两侧分别题有“勤政务本之楼”和“花萼相辉之楼”。白矾楼（后改名丰乐楼）则是北宋东京（今开封）与宫城东华门隔街相望的一座酒楼，经营有方，闻名遐迩，顾客盈门。两者本风马牛不相及，但因都与皇帝搭上了关系，成为文人笔下的逸闻与野史。
唐代都城，普通居民建楼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因此富商大贾即使家财巨万，若想追求私人住宅的华丽壮观，也只能是在装修上下工夫，而不能起楼。对因为扩大经营面积而建造楼屋的邸店，也一律严加处罚。普通民居更是不能高于宫城的建筑，否则就是违反了法律。如果登高而俯视宫中，则判徒刑一年，若俯视殿中，处罚还要加重。当然，那些目无法纪的公主、贵族、高官，大肆建造别墅豪宅，肆无忌惮。如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长宁公主下嫁时“造第东都，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武则天时的权臣许敬宗“营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马其上，纵酒奏乐自娱”。
宫城和皇城的建造是不受限制的，各主要城门也都建有城门楼。皇帝平时身居宫中，当有重大活动时，如：即位、立太子、大赦和赏赐、送行和迎接、国家祀典、节庆娱乐、宣慰和献俘仪式以及有关佛事的活动等，都会现身不同的城门楼。史载，唐太宗曾在承天门（楼）宣布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唐睿宗即位后，曾在承天门楼上宣布大赦；唐玄宗曾在开远门楼上观看献俘仪式；唐宪宗曾御驾通化门楼为李吉甫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