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倾轧与朝政腐败，灭亡命运不可挽
话说回来，就算皇帝差，大臣强也行。明朝不是有嘉靖和万历两个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可国家机器照样运转的先例吗？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国难当头，南明小朝廷可谓是“家贫出浪子，国弱多愤青”。处于“留都”南京的政治人物多是一群官场失意者、潜伏者和愤青，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他们从政治边缘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如果发愤图强，重整旗鼓也并非难事，至少力保半壁河山不成问题。然而，这些“南混”们不是想着如何力挽狂澜，而是展开了争权夺利，内斗得不亦乐乎。东林党魁首顾宪成有一幅家喻户晓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成为了东林党人的处事圣经和行为准则。不管是什么事，东林党人都喜欢“逮啥管啥”。事实证明这样的结果往往是添乱，乱成“一锅粥”。当东林党人和阉宦斗法时也许还可以赢得些许掌声，因为世道对宦官弄权更鄙视和厌恶。但乱世危局中，东林党这帮“愤青”仍以清流自居，党派利益至上，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置国家利益和朝政大局于水火之中，简直是“空谈误国”的典型。
南明与清朝对峙图
在官场党争中，朝政更加腐败，内耗延续不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凤阳总督马士英和宦官阮大铖以及“倒戈”的东林党人钱谦益因拥立福王朱由崧而有“定策从龙”之功步步高升，掌控了朝廷实权。当年，东林党人曾反对不是长子的朱常洵被立为太子而与万历皇帝“争国本”。如今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当了皇帝，担心被反攻倒算的东林党人也不甘示弱，制造一系列疑案把矛头又对向内阁首辅马士英和朱由崧。然而，朱由崧为代表的弘光小朝廷醉生梦死，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抱着“你骂你的，我贪我的”姿态依旧鬻官肥家，以致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中书遍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各自为政与战略失策，错失良机难再来
福王朱由崧剧照
在弘光政权覆灭之后的抗清斗争中，南明地方军阀派系林立、各自为政，浙系拥鲁王监国，闽系推唐王朱聿键成立隆武政权，其他远离政治中心的藩王也都蠢蠢欲动，妄图与地方实权派勾结而另立中央。所幸，在湖南何腾蛟、广东丁魁楚等地方藩镇的口头拥立下，隆武政权在以郑芝龙为代表的郑氏集团的势力范围内暂时坐稳了龙椅，仍免不了因与崇祯皇帝血缘较远而引来鲁王监国的“正朔”之争。隆武帝是一位勤勉之主，曾喊出“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的政治声音。虽比较有所作为，却因郑芝龙降清和时运不济而失败被俘身死。
南明初期曾提出“联虏平寇”的天真战略，妄图与清政府共同讨贼，从而划江而治，实在是缺乏战略眼光。很快，随着左良玉的叛乱、史可法的无能，导致弘光政权屡屡坐失良机。后期永历政权朱由榔倒是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归降部队，曾经辉煌一时，呈现出中兴气象。然而，朝廷对农民军不能真正信任，而地方军阀又拥兵自重。飞扬跋扈的孙可望导致众叛亲离而选择投降清政权，“战神”李定国出滇抗清而遭孙可望妒恨“拆台”，无法在主战场大施拳脚，寄望于与郑成功连兵闽、粤，却总被“放鸽子”。“国姓爷”郑成功有大志，也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只为保存实力，在长江会战中一度打到南京城外，却虎头蛇尾，饮恨而逃。当攻占台湾后，又一心守护郑家地盘，其作为乏善可陈。总之，南明的翻盘机会不少，但一个也没有把握住。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南明君主昏庸（隆武帝除外）、奸臣肆虐、党争内耗、朝政腐败、派系林立、各自为政……其灭亡咎由自取。就算没有李自成，没有清军入关，明朝还能步履蹒跚的走下去吗？只可惜，“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