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安满城，共设五个城门，东门借用明代大城东门长乐门，西南门则为钟楼东门洞，另外新开三门：“新城门”在明秦王府萧墙北墙拆毁后形成的后宰门街西段；南门“端礼门”与明代秦王府内城南门名称相同，但南移至今日端履门街北口；西门“西华门”与秦王副城萧墙西过门位置处于一线，在今日西华门大街西口。满城内共有7条大街和94条纵横交错的小巷，各巷命名参照了兵营方位与排列次序，其中部分名称，诸如东九巷与西十巷，一直沿用至今。
满城与南城的建造，再次对古都西安的城市结构空间产生了一次彻底改变，自明初以来形成的四隅独立，以钟楼为中心的四大街十字形城市格局，逐渐变为城市东西两部相对隔离的形态：东西南北4条纵贯线大道仅余2条半，并重塑了剩余城市空间的功能性与集中性分割——明代官署分布较多的东大街南侧由于交通不便，空间狭小，使得清代除咸宁县署之外的大部分官署向城西半部集中，从而使得西安城西部逐渐成为政治核心。在满城以南的东南城区，由于环境静谧偏僻，则逐渐发展为以文庙，关中书院，府学为中心的文教区域。
清代西安的商业贸易区，也依托官署集中的南北两院附近展开。有趣的是，满城的封闭却促成了西安大城东门外东关城的繁荣：传统长安、咸宁两县商业集市由于原址被占，被迫向东关转移，而作为满城东城墙唯一出入口的东关本土集市，也由于满城大量八旗兵丁与家眷的日常需求而繁荣增长。
爱尔兰记者、摄影师、人类学家基恩(A.H.Keane)在《北亚和东亚》中描述说，西安是维系鞑靼斯坦、西藏和四川与中华帝国腹地贸易的要地，向甘肃运送陶器和瓷器、棉花、丝绸、茶叶以及小麦，接受兰州的烟草、豆油、毛皮、药材与麝香，宝石也通过这里输送到西藏与蒙古。庚子事变后，由于慈禧与光绪皇帝行宫所在，除了食材、鲜花、皮革丝绸等，古董珍玩字画交易也逐渐勃兴：“沿街京官车马往来，已有京师气象。”从盐店街至南广济街以及梁家牌楼，是西安钱庄票号的麇集之地。尼科斯在游记中曾记述：“陕西人在全国范围内，都被视为银行家与金融从业者，在从公共广场(南门院广场)向西延伸的一条大街约半英里处，就有将近20家钱庄与票号，每年经手的银两数以百万计。”
明清时期，西安虽然已经失去了全国性首都与经济中心地位，但身兼省城府城，以及长安、咸宁两县县城，其城市规模除了北京、南京外，罕有其比。到了清代嘉庆年间，两县“在城坊”数量共计94，但面积远小于唐代规模，坊间不再有坊墙间隔，但设栅栏与栅门，街巷纵横，其中包括由官府或士绅出资兴修，由条石铺砌的官街及泥土小巷，东西向127条，南北向83条，而拐形街道只有21条，深刻体现了西安城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方城正街”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