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面前的苏雪林一直是以“学生”自居的，足可见其对鲁迅先生是敬重的。她还曾在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对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说：“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
但就在鲁迅先生去世后不久，苏雪林开始匪夷所思的向鲁迅先生的开炮，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攻击鲁迅伴其一生。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在上海逝世了。人民大众为鲁迅举行了极隆重的国民葬，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
在鲁迅出殡的日子里，有上万民众送葬，护送灵车的队伍长达一二里长。数十里路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的声音也一直伴着他们前行。
二、用大半辈子辱骂先生
就在鲁迅逝世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由苏雪林执笔写下的长达四千言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公开扯起了反鲁大旗，对尸骨未寒的鲁迅破口大骂：“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称鲁迅的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
苏雪林还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阴险，多疑，善妒”，“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不近人情，睚眦必报”。她还攻击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
“凡有报纸者，对我必有骂声，甚至还有恐吓信。”先前表示鲁迅的创作“很合我理想的标准”，现在却变成了“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转弯之急，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其内容均是正对鲁迅而作，从形式到内容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苏雪林
后来岁国民党到到台湾后，由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为讨好国民党当局，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更是变本加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先后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等。
1966年11月，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台湾《传记文学》刊出她的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大骂鲁迅。鲁迅对贫困青年作家肖军、肖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被其骂为用小恩小惠了来笼络人心。这种过激的言论正好迎合了蒋介石当时的政治需要，因此在台湾的各种报刊媒体，大行其道。
后来，苏雪林将自己“反鲁”的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该书出版的时后，苏雪林称“半生称这是他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