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三个多月的淞沪会战虽然没能以胜利告终，但它却展示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土的勇气和信心，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更重要的是，淞沪会战为大批囤积在上海市内的战略物资、国家财产以及国家命脉产业的转移争取了时间，为中国的长期抗战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淞沪停战之后不久，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来到上海，宣称要在“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这一天在虹口公园举办“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王亚樵闻听此事，十分气愤，于是决定破坏所谓的“庆祝大会”，以雪国耻。但是，这个所谓的“庆祝大会”只准朝鲜人、台湾人参加，因此破坏行动障碍重重。为了破坏这个所谓的“庆祝大会”，王亚樵找来一直与自己一同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和他商议，最后决定用定时炸弹炸毁会场。
“庆祝大会”当天，三名朝鲜革命党人把定时炸弹装在暖水瓶中带进了会场。随后，他们装作帮忙整理会场，将暖水瓶放在了主席台的桌肚里，等到白川、重光葵和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在主席台上坐稳后，就引爆了定时炸弹。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白川被炸死，重光葵重伤，岗村洋勇被爆炸产生的强大气浪炸飞摔死。“庆祝大会”被彻底捣毁，上海爱国军民人心大震，纷纷奔走相告。
不久，这件事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此时的蒋介石，对于王亚樵策划炸死日本人，还是非常支持的。蒋介石通过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站，转交给王亚樵4万元，并希望王亚樵书面予以答谢，以公显蒋介石对王亚樵此次行动的支持和鼓励。然而王亚樵却对复兴社特务处的人说：“他(指蒋介石)拥百万之众而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他。”后来，王亚樵见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上海度日艰难，于是就将蒋介石给自己的奖金悉数给了安昌浩。
为了宣传自己抗日救亡的主张，王亚樵在上海办了《上海闷葫芦报》，这份报纸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抗战到底，同时据实报道抗日的战绩和动态，大大鼓舞了上海爱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这就是王亚樵，在当时，他的爱国精神深深感动了无数的普通市民。有一位叫王阿毛的上海卡车司机，跟随王亚樵多年，深为王亚樵的抗日精神所感动。有一天，王阿毛驾车外出，在北四川路附近被日军截住，日军强迫王阿毛为他们运送士兵和炸药，王阿毛假装服从，在取得日寇信任后，故意绕道到黄浦江边，然后加足马力，飞车跃入江心，与日寇同归于尽。那一年，王阿毛不到30岁。
蒋介石之所以要派戴笠暗杀王亚樵，是因为王亚樵曾多次暗杀他。王亚樵愤恨蒋介石不思抗日，多次密谋暗杀蒋介石。因此，蒋介石悬赏百万缉拿王亚樵。王亚樵精明机警，多次逃脱了军统等特务组织的跟踪和暗杀。
有一次，由于叛徒出卖，王亚樵的住宅被国民党警察和租界巡捕团团围住，但是等到警察们冲进王亚樵的卧室时，王亚樵的被窝还是热的，人却早已不在。后来此事见诸报端，时人皆认为王亚樵轻功了得，可以飞檐走壁。其实，王亚樵刚刚听到警察和巡捕的响动，就奔向顶楼，然后箭步蹿到隔壁楼房的顶上，方得脱险。
还有一次，王亚樵隐蔽于赫德路赫德里楼上，妻子王亚瑛出门买菜时，发现弄堂口已被特务封锁，于是快步回家对王亚樵说：“快起来，前后弄口被特务佬围住了。”王亚樵眼珠一转，穿上王亚瑛的衣服，又扎上头巾，围上围脖，拎起篮子，扮作太太模样款款下楼，出门买菜，于是顺利脱险。
1933年5月12日，戴笠命复兴社特务处的特务们逮捕了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以逼迫王亚樵就范。王述樵被捕后，时任全国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以全国律师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抗议：“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不仅如此，沈钧儒还亲自为王述樵出庭辩护，并常去看守所看望王述樵，还送了自己的一张照片给王述樵，沈钧儒在照片背后亲笔题词：“公冶长在缧绁之中，孔子以非其罪而嘉之，昔读《论语》为之感动，今述弟羁押，自问无他，天必佑之。”
最后，迫于各界压力，戴笠只得释放了王述樵，同时提出要与王亚樵和解。
王亚樵听说戴笠要求和解后，提出了两个和解的条件：第一，王亚樵兄弟众多，要和解就要给他100万元解散费，以安顿兄弟；第二，全国各地被捕的王亚樵的兄弟，一律释放。
戴笠听了这两个条件后，立刻同意，但要求王亚樵先随便刺杀一个反蒋人物，以表示诚意。王亚樵听说后，立刻放弃和解，他说：“戴笠不是来和解，是来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的小人之事！”
1933年秋，蒋介石高额悬赏王亚樵的人头。迫于严峻的形势，王亚樵决定前往香港暂避。最初，王亚樵决定乘坐日本商船去香港，但被日本人察觉，行动失败。后来，王亚樵化装成脚夫，扛着一包货物混入一艘前往香港的轮船。轮船开动之前，特务们上船检查，他们把所有地方都检查了一遍，唯独没有检查货物舱。临行前，王亚樵还留了一封信给戴笠，信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