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在北方，为军阀所疾视，而何应钦亦与之不相容，困于孤立，欲去者屡矣。日方能多方扶持之。查黄于长城血战之始，曾发表意见，抨击日本甚力，并非完全屈服于日者，我方亟应乘此时势，设法与之联络，收为我用，彼在代阁时，尚有修改优待条件，其非丧尽天良可知，庶不至终入迷路，听命于他人也。
虽然陈宝琛想出许多办法，招兵买马，希望给溥仪奠下实力的基础，但是，既然溥仪已经钻进了日本人设下的绳套，就完全失去了号召力或影响力，不要说他已无法建立起军事力量，即使办得到，日本人也绝对不会允许的。至于向日本人争“主权”要“独立”也只能是画饼充饥。 陈宝琛对日本殖民统治和伪满傀儡政权怀有深深的戒心，但他还是以高龄之身不顾北方的严寒两赴长春，以尽“君臣之道”。从陈宝琛与溥仪的另一位师傅朱益藩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早在1932年7月中旬陈宝琛已经动了北赴长春的念头（辽宁省档案馆编：《溥仪私藏伪满秘档》第128页，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朱益藩致胡嗣瑗的信写于1932年7月19日，原书编者所认定的时间有误），他8月22日致函胡嗣瑗：“鄙于月内，俗事粗了，尚拟秋后趋赴左右，以遂瞻就之微忱。彼时政局更新，当有端倪矣。”这正是弢老北赴长春的初衷。在9月4日的信中他又写道：“来教所谓宜左右之，免与趣旨相背，诚为要义。秋凉本思趋往瞻觐，为此又须入都静察些时，亦须题旨准定，方可遵循。”可见陈氏北上不仅仅为“瞻觐”，他的心目中还有政治文章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