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改变溥仪的政治处境,最终实现复辟清朝的理想,按照陈宝琛的策略,一方面不得不向日本“要独立”、“争主权”;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完全依赖日本人的刺刀肯定是不行的。
陈宝琛积极鼓动溥仪联络吴佩孚、于学忠、韩复榘、石友三以及王怀庆的旧部等各路军队,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入主中原”。他在1932年8月11日的信中写道:“此节亦不能不资外力,但究以中人为主,必须划清界限,如果南下收京,则视僻处一隅受人保护者,难易较然,尤宜豫策安全。”他在1933年2月16日的信中又写道:“都人之望翠华,固不免于见卵求时,夜但有机可乘,亦不便禁遏。”流露了对溥仪“入主中原”的渴望。陈宝琛还希望利用张作相在东北军中的声望和影响,把张学良下野后留下的十万部众变为溥仪的御林军。承德失守后,作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张作相便离开军职,又未受南京政府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天津“租界”了。他不但与庆亲王载振为儿女亲家,而且其旧属张景惠、熙洽等已出任伪满要职,似乎有条件接触他。在1933年4月2日的信中,陈宝琛写道:
爰立(隐指张作相)自木兰归,即蛰伏意界新居,不见“留”(隐指张学良)面,亦不赴“青”(隐指蒋介石)招,且不作答。东北军队,留此犹逾10万众,得其一呼必立应,“留”既去,未可柔致也。但须由我出面,俾免顾忌。新京有所亲昵者,与通殷勤否?前伯材到东,正为此,现尚觅人探其真意也。闻渠去岁,曾访道子,甚款洽。河北以税重饷加,疾视党治,诚得此辈发难,当能先成一新局面,则难题渐近,既可免受制于一隅,而后入于互相利用之正轨,公意谓何?在1933年7月17日的信中,陈宝琛又提出了联络黄郛的策略,黄郛就是1924年11月间驱逐溥仪出宫时摄政内阁的代总理,经手修改了优待清室的条件。为什么要找他呢?陈宝琛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