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改变溥仪的政治处境，最终实现复辟清朝的理想，按照陈宝琛的策略，一方面不得不向日本“要独立”、“争主权”；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完全依赖日本人的刺刀肯定是不行的。
陈宝琛积极鼓动溥仪联络吴佩孚、于学忠、韩复榘、石友三以及王怀庆的旧部等各路军队，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入主中原”。他在1932年8月11日的信中写道：“此节亦不能不资外力，但究以中人为主，必须划清界限，如果南下收京，则视僻处一隅受人保护者，难易较然，尤宜豫策安全。”他在1933年2月16日的信中又写道：“都人之望翠华，固不免于见卵求时，夜但有机可乘，亦不便禁遏。”流露了对溥仪“入主中原”的渴望。陈宝琛还希望利用张作相在东北军中的声望和影响，把张学良下野后留下的十万部众变为溥仪的御林军。承德失守后，作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张作相便离开军职，又未受南京政府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天津“租界”了。他不但与庆亲王载振为儿女亲家，而且其旧属张景惠、熙洽等已出任伪满要职，似乎有条件接触他。在1933年4月2日的信中，陈宝琛写道：
爰立（隐指张作相）自木兰归，即蛰伏意界新居，不见“留”（隐指张学良）面，亦不赴“青”（隐指蒋介石）招，且不作答。东北军队，留此犹逾10万众，得其一呼必立应，“留”既去，未可柔致也。但须由我出面，俾免顾忌。新京有所亲昵者，与通殷勤否？前伯材到东，正为此，现尚觅人探其真意也。闻渠去岁，曾访道子，甚款洽。河北以税重饷加，疾视党治，诚得此辈发难，当能先成一新局面，则难题渐近，既可免受制于一隅，而后入于互相利用之正轨，公意谓何？在1933年7月17日的信中，陈宝琛又提出了联络黄郛的策略，黄郛就是1924年11月间驱逐溥仪出宫时摄政内阁的代总理，经手修改了优待清室的条件。为什么要找他呢？陈宝琛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