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期瞬届，而西风忽转，邻（指日本）之势成骑虎，虽强支门面，旷日持久，终恐有图穷匕见之日，则取实而舍名，如蒙藏之自治而内属，早闻青溪有此规划，为调解之地，英之爱尔兰、加拿大即其例也。然亦必我真有独立之精神，自治之权力，始有以解于旁人之指摘。
在1933年2月25日的信中，陈宝琛又从国际舆论和“国联”的态度为伪满争主权，他写道：“亟宜勉求自治，成为独立，使人有可承认，邻为我即自为也。”他如此无奈地向日本殖民者争主权，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在1933年3月20日的信中，陈宝琛建议溥仪与武藤信义商洽，明确要求彼方“隐为扶助”，而不要“显为把持”，再利用可能出现的中日直接交涉的局面，奠定“自治”、“独立”的基础。他写道：
隐为扶助与显为把持，固自有别。上于虚谷，尽可开诚布公，指陈利害，切实与商，所谓中外共见共闻者，固不止于一时之得失也。观内田之就商于币原，其杌陧可想。彼若强硬到底，则不独热河不值一鼓，即华北亦孰当其锋，难保不惹起世界大战争。彼若顾虑及此，听从调解，则我实先受之。而考其实际，能自比于爱尔兰、加拿大乎？……诚能乘此转枢，或尚有立脚之余地。否则与其取消于他日，不如此时磊磊落落之表示。不知已与虚谷商之否？
这实际是让溥仪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摊牌，或者允许“自治”，或者干脆辞掉伪满执政，然而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没有路。
陈宝琛还通过相识20多年的日本友人神田正雄向日本政界元老进言，“但语以作保护国之元首，不如为退位之帝王”，这件事写在1933年4月2日的一封信中。在别的许多信中，陈宝琛也一再表述过自己的这种观点，例如在1933年5月1日的信中他就表示过反对郑孝胥“省心省事而不惜为太阿之倒持”的主张，这实际讲的还是“自治”、“独立”、“主权”等问题。
对于伪满的某些政务，陈宝琛也有过评论，提过建议，但无一不是为了“争主权”。例如当他听说伪满境内“每邑设一推事，皆用日人”时，便在信中追问此事，表示了不满。又如1933年8月新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到任之际，陈宝琛又寄望能趁机有所更张，他写道：“新使已到，所见能逮所闻否？既表示不干涉宗旨，或不至尽食其言，所患我自无人而授人以柄也。”又说：“主人果有知人安民之本领，使人见而诚服，旁落之权，何患不可收回？学以广才，能忍而后有济，现惟静修以待时耳！”为此陈宝琛还陆续向溥仪推荐了王聘三、秦晋元等一些人才，就是为了收回“旁落之权”。再如，溥仪登极为“康德皇帝”以后，即传出将访问日本以示答谢的消息，陈宝琛担心因此而在世人面前暴露傀儡的丑态，遂于1934年3月24日写信道：“风传秋后六飞（指溥仪）亦东，则断断不可，难保无媚外徼幸者，甘言以荧听。所赖离明干断，不为所动，免授诸方以口实，失众望而梗前途。区区过虑，故于公豫言之。”他虽未能阻挡溥仪访日之举，却也延缓了这次出访的行期。再如，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访满”的消息传出后，陈宝琛也写信建议：欢迎雍仁的礼遇不要过于隆重，“稍一不慎，即无以保持独立面目，并两国平等之道”。再如，1934年7月陈宝琛听到溥仪将废掉“皇后”婉容的消息，立即写信表示反对，他又担心有人乘机把倭女导入后宫以取代婉容，实行枕边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