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汪精卫上当受骗，以为日本人真会在两年内撤军，然后给他自主权
1938年11月达成的“重光堂密约”是日、汪合作的基础，其主要内容为：（一）承认满洲国；（二）随着治安的恢复，日军在两年以内撤退；（三）为了防共，日军驻扎内蒙，以日华防共协定有效期间为驻扎期限）；（四）外国租界、治外法权归还中国；（六）互相不赔偿军费。在这个密约中，对汪氏最具诱惑力的无疑是撤军一项。当日本陆军部的军人们看到这个条款时，他们极力反对：“假使战胜国让战败国来约定撤兵时间等等，这种不名誉的表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是对不起在前线辛苦作战的官兵的。”在军人的压力下，1938年12月22日的近卫第三次声明中，没有加入关于撤军的内容。
12月29日，汪氏发表“艳电”回应时，还满怀幻想地说，“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汪精卫当时对日本的信任近乎天真，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有些人“以为日本除了灭亡中国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我们除了抗战没有第二条路。”汪精卫指出了第二条路，即“中日合作”，他还说“日本如果不选择这第二条路，日本必陷于绝大的困难。中国如果不选择这第二条路，中国将无以保其生存独立而进为现代的国家。”
资料图：1942年汪精卫赴日本访问
1939年6月，汪氏亲自前往东京，拜会日本军政要员。汪表示，“如果他成为日本支持的中国政府的领袖，日本应该准许他建立一支50万人的中国陆军；中国政府成立后，日本应该尽快撤军；日本不应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应立刻承认他的政府，并尽快取得德国和意大利的承认；日本应给他三亿日元的财务资助；在首都南京，应有权控制华北。”日本领导人表示，“只要汪能够实现和平，将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随后他们给上面一个个要求都加上了限制，给汪精卫泼了一头凉水。
1939年12月，陈公博看了《中日基本条约》的草案后，对影佐祯昭说：“这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回答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陈公博向汪精卫转述了影佐的话，汪氏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汪精卫最初显然是相信日本会给予他一定自主权的。然而事实上，南京伪政权徒有其名，满洲国“独立”，华北地区还在王克敏名下，日军依旧驻扎各地。结语：曾任汪伪外交部长的褚民谊说，他在任内“对日本无力，故一切事项几于惟日人之名是从。”所谓与重庆“唱双簧”，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汪伪政权只是一个傀儡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