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汪氏投日的真实逻辑：对抗日绝望，争权心盛，被日本人骗
“双簧论”乃汪氏当年自我掩饰的一块遮羞布，殊不合于真实的历史逻辑。汪氏之所以投日，就其演变脉络而言，有三点至为重要：对抗日无信心；与蒋争权心盛；被日本人骗。首先，汪氏认为“抗战必然亡国”，故而一力主和
“七七事变”后，汪氏发表《最后关头》演说，认为在日寇步步侵略下，中国同胞惟有“一齐牺牲”。汪氏说：“我们不但因为不愿做傀儡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悲壮之中，有浓厚的悲观情绪。
汪氏之所以认为“抗战必败”，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其次，欧美各国会坐视日本侵华而不顾，“鉴于‘九一八’后，英、法之操 纵国联，优容侵略，及美国置身国联之外，与英、法一鼻孔出气之态度，深恐彼等始终保持此种态度，使德、日等国肆意侵略”。据杨天石统计，截至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汪精卫对抗战前途已悲观到了极点。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分苛责汪氏这种悲观。“抗战必然亡国”这种认知，在当时并非汪氏所独有，相反，是许多人的“共识”。政界中人如孔祥熙、何应钦等自不必论，学界中人，陈寅恪、胡适也有相似的认知。再如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大公报》主持者张季鸾，在南京失陷前后，也都曾向蒋介石“进言和平”。
资料图：汪精卫视察军演
其次，汪氏以国民党领袖自居，与蒋争权之心旺盛
汪氏向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后来居上，成为抗战之全民领袖，汪在内心是不满的。全面抗战之前，汪氏曾数次参与反蒋，均未成功。汪氏之不满于在党内充当副职、虚职地位，乃众所周知之事。1938年4月，在国民党临时大会上，蒋介石当选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参加会议的少将参议龚德柏观察到，当时汪精卫脸色十分难看。
汪氏亲信大多认为，汪蒋权争中汪之失意，乃是汪氏投敌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曾任汪伪政权财政官员的杨惺华回忆：“汪在重庆虽居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但无实际权力，早怀不满，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罢了”，日本人肯让汪精卫出面组织“中央政权”，恰恰是一次“发作”的机会。1938年，汪精卫发表《对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再如：改组派重要人物甘乃光在汪精卫离开重庆后对人说，“汪先生的出走，恐不止因为共产党问题意见冲突。一年来，汪先生在政府里没有什么权力，在党里也一样。他虽身居副总裁地位，只是虚名，许多重要举措，从来不曾与闻，这一点大概最使他难堪。”高宗武依据他对汪精卫的了解，谈及1937年蒋介石做了国民党总裁（主席），而汪精卫只是副总裁（副主席）时也说，“汪对于副主席一职非常不快，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更有资格当党主席。这件事也最终影响了他的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