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簧论”乃大谎言，汪氏本欲在大后方与重庆唱“对台戏”
有论者谓，汪氏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抛下名誉、地位，前往沦陷区建立政权，救民于水火，与日军周旋。其实，汪氏一开始并没有想去沦陷区。汪氏本意，是想在西南大后方，脱离重庆另组政府对日和谈
汪氏本人及其汪伪政府核心成员均宣称，其在沦陷区建立政权，为的是“救民”。汪氏打算赴日谈判时，陈公博给致电汪氏：“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汪氏回复：“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褚民谊也以此为自己辩护，“以沦陷区域之广大，安能责全体民众一概西迁？此为不可能之事。在沦陷区中，见日人对民众之肆行侵虐，不但悲愤，抑且不忍。和运以救民为口实，本人以为最少限度，亦必做到‘委曲求全，加以保障’。”据此而论，汪氏一干人等似乎不是去沦陷区做汉奸，而是去沦陷区为民“献身”。
但事实是：汪氏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去沦陷区，他念兹在兹的，乃是在大后方建立新政府与重庆分庭抗礼。在重光堂会谈中，汪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拟定的计划是：汪氏从重庆出走，发表“和平”声明后，“云南军队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队起来响应”；“云南的军队以及四川军队将领作为同志已有了可靠的盟约，只是因为有中央直系的三个师在四川，所以决定先从龙云起义”；“并且广东军队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军队，有不少也是谅解这一行动的，因为受到中央军的监视，尽可能使他们的起义从缓行动。”
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在得到云南、四川、广东响应后，汪精卫“将其同志集中于其手下，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然后“撤出一部分日本军队，使广西和广东两省成为新政府的地盘”。史实具在，清晰可见——汪氏之本意，乃是通过自己“革命元勋”之“威望”，号召西南将领“起义”，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与重庆政府相对抗的新政权。
资料图：汪精卫与东条英机
西南实力派无人响应，汪氏在后方唱不成对台戏，只好去沦陷区“唱双簧”
按重光堂会谈，在汪氏“大后方另建新政权”计划中，云南省主席龙云是关键中的关键：龙云率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的声明反蒋独立，是新政府产生的前提；龙云及其军事力量是新政府的主要支柱，云南则为新政府的主要基地。陈璧君1938年夏秋之际，曾多次前往昆明面晤龙云，对龙云非蒋氏嫡系之处境深表同情，并鼓动龙云反蒋。龙云对反蒋不置可否，但却表示：“汪先生如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另据汪之亲信陈春圃讲：他在与龙云联络时，汪氏不许他多说，须待汪到达昆明后再亲自“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龙云”。汪、龙会谈之后，汪氏亦曾对其亲信转述龙云之语：“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
但此番言论，大概只是为了安抚人心。汪氏本预计在昆明停留两天，会谈后却催促亲信次日即走，“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龙云之真意究竟如何，当可揣知。汪氏于河内发表艳电，尚期待云南响应，龙云却旗帜鲜明地选择支持重庆政府。余者如桂系之李宗仁、粤系之张发奎等汪氏寄予厚望者，亦无一人响应，汪氏“大后方另建新政权”计划泡汤，与蒋唱不成对台戏，只好另觅出路，去沦陷区“救民于水火”，“对台戏”也顺势变成了“唱双簧”。至于褚民谊等人为己辩护，声称：“贝当是维护法国人民的，他的苦衷情形与汪先生是一样的，他的政府近乎南京政府”，“如果英美登陆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动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此言纯属狡辩。贝当之维希政府，建立在未被德国人占领的自由区。若重庆政府与日本停战议和，自可类比于维希政府。南京伪政权身处沦陷区，卵翼于日军铁蹄之下，实属傀儡，安得以维希政权相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