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十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后面的几章也将谈及。但他首先是中国人。“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其实就是批周恩来，这一点不假。过去两千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色。周恩来自小就熏陶于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的儒学的氛围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温和、谦恭、礼义的一面。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也必然有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