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菊隐先生《政海轶闻》录有“办共和”一题，批评袁世凯：
……袁帝制自为，身败名裂。论者每归咎于左右之浸润，而不知左右皆窥意承志，发纵指示者乃其自身也。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
这一节史料后来流传甚广，因为陶先生是民国年间的名记者，新闻人的公正加上见证人的真切，使得他的历史记录愈加可信。后人每每批判大独裁者袁世凯对民主共和制的虚情假意，窃国盗权的狼子野心，多半引用“办共和”的逸事加以论证。
如傅国涌先生撰《共和如实业》(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3月15日)，除了依此立论行文之外，还提到一些细节：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会谈，相当融洽，袁称赞孙“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称赞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其中有一个别富意味的插曲，被民国另一位名记者黄远生嘲讽为“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孙中山表示自己此后只想从事社会事业，并认为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比袁更适当，言下之意不愿竞争第二任总统，好让袁安心，可是，袁当即表示抗议：“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
傅先生结论道：“确实，袁把共和看成是当初办洋务一般，只是用老办法‘对付’着办而已。难怪他的心思终被夏寿田、杨度等人窥破。不光是袁，当时举国上下真懂共和的，又有几人?”
“对付”之典故，出自黄远生《袁总统之徒弟》：“一日记者之车夫与一车夫相哄，站岗巡警过而叱两车夫曰：‘得了得了，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着‘对付’者，此辈盖以为共和时代之不二法门也。‘对付’之思想普及如此，袁总统之教育宏远矣。”——由此可知，“办共和”、“对付”共和等，已经不仅是禁锢袁世凯等上流人物之头脑的观念，还蔓延至巡警所代表的公务员阶级。想来那时并没有网媒纸媒的疯狂炒作，不知令黄远生所慨叹的“袁总统之教育”何以如此深入人心?
我一度对“办共和”持鄙弃态度，可回头一想，“共和”不是“办”出来的，还会是怎么出来的?自然生长吗?外力强加吗?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猴子吗?显然都不是。“共和”终归是“办”出来的，而且要依靠能办事的人“办”出来。“办共和”正如我们平日办事情，并不丢人，不会办才丢人呢。
民国肇建，世风大变，时人比照前后两种政制的特点：“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瓴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对勘之下，可以看到，民国之于清朝的进步，有多少表现为纯粹的形式，有多少表现为伤筋动骨的实质?而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如果仅仅满足于此等表象的变迁进化，那么“共和”确实不需要绞尽脑汁、积累跬步的“办”，而由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一次和谈，一纸约法出台，一场总统就职，皆一蹴而就，一夜之间即可实现翻天覆地的良辰美景。
但这毕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国。正如笑蜀在对袁伟时的访谈当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宋教仁还是其他革命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追求，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念，一种热情，而不是出于一种实证的、理性的研究，缺乏坚实的心理基础。”(《回望百年共和路》，载《南方周末》2006年11月16日。)——他们是将共和作为一个梦想，而不是一次实验;他们奉行的是眼高手低的理想主义，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实证主义;甚至说，他们过于注重理念的革命，而不是制度的进化和利益的博奕。这些高调、空泛的特征，在孙中山身上呈现得尤为显明。1912年，孙袁北京会晤，孙即表示，练兵百万以强中国，由袁来施行;修中国铁路十万公里，则为他的专职。后来他果然风风火火干起来，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设立总部于上海，乘坐豪华花车到全国巡视演讲，连黄兴亦受聘任汉粤铁路督办以襄助孙先生。可结果，直到孙袁关系破裂，乃至孙一生一世，他构想的铁
至2007年，新中国的铁路营运里程才达到7.8万公里，距离孙中山先生的预算仍有不小的距离。而至今日，民主共和发展的程度是否达到孙先生制订的政治指标呢?尽管我们听不到来自天堂的回音，可低下头颅，扪心自问，我们依然不能昂首挺胸，乐观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