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军事现代化探索：解放军学习苏军的活动

　　不赞成学习苏军的人，总能找出一些现象来说明自己反对的理由。他们反映：学员睡觉时，脱了衣服要等到下口令才能躺下；为了内务“三齐一平”，信阳步兵学校有的学员要把被子剪短；步兵学校为了要学员一律剪成小平头，在理发室里贴上校长署名的关于剪发的命令，理发员还得用尺子量头发的长度。他们认为：“这些都足以证明军事学校中形式主义在这几年来是严重的。”

　　在军队高级干部云集的军事学院，甚至有学员向中央军委反映：实行“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 ”的考试形式，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不了；“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像张宗逊那样积极主张学习苏军的领导干部，这时通过学习和思考，认识到“几年来我军的训练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我们在学习苏军经验时，未能强调很好地结合我国、我军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选择地学习的态度。同时也认识到，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 ”。因此，他又把学习苏军都说成是“教条主义”，并说“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赞成学习苏军的人认为：“从数量上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还有很多人没有学。然而我们已经开始批判了，已经有人反对继续学下去了，甚至认为再学下去是危险的。这究竟是由于苏军的东西果然不好或不完全好，还是由于我们没有学好，没有学会，没有学通呢？芽答复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只要稍微虚心一点，只要和群众有点联系，只要稍微调查一下，走走群众路线，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很明显，凡是学习过的，学习得比较好的都说好；凡是没有学习过或没有学通的都说不好。”

　　有人承认在学习苏军的过程中存在某些不切实际的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比如对苏军条令、制度中某些不适合人民解放军实际的内容，没有加以选择地套用。同时他们认为，人民解放军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苏联的，因抗美援朝战争急于用，不抄不搬一部分也不大可能。因为那时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从苏联引进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样，必然有一些负作用。但是，总的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而且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他们甚至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中央军委审定、批准的，这些方针又是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向现代化、正规化战略转变的建军方针拟定的，不能一反“教条主义”，连训练方针，甚至连建军方针都加以否定。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学习苏军是维护还是损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上。1954年1月26日，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说：“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是什么呢？芽我们的光荣传统：在军事上就是毛主席着作中所阐明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际，就是坚决、勇敢、顽强、机动、灵活；在生活作风上就是艰苦朴素、克服困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就是党委集体领导、首长分工负责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就是发扬民主，打通思想，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就是军政一致，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就是高度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当时对“光荣传统”的最大争议是：在军队的领导权上，人民解放军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首长分工负责的民主集中制”，而苏军实行的是“一长制”。虽然都实行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强调的是“集体领导”，而苏军则强调个人决断权力。现在来看，其实二者之间并无实质的差别。

　　对学习苏军认识上的偏差，是引起争论的症结所在。当时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李达说：“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片面性和极端主义情绪，很多方面都把缺点看得太多了，把优点看得太少了，个别地方还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其实，这只是认识方法问题，其思想根源则是：领导和组织学习苏军的人担心，在学习苏军几年之后来否定其正确性，会否定几年来的工作成绩。

　　学习苏军活动的结局

　　1956年11月，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张宗逊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调查研究。在多次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写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报告。报告在肯定院校几年来学习借鉴苏军经验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彭德怀看到这份报告后，感到有必要亲自去军事学院作进一步的调查了解，以正确解决军队教育和训练中出现的问题。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工作，同时到军事学院了解情况。毛泽东于2月25日表示“同意”，并批示：“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