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掀起了学习苏联军队的活动,对于加强自身的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全军甚至全党内,对这一活动自始至终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并且引起了公开争论。由于受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人民解放军没有正确认识这些争论,没有认真地总结学习苏军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不仅缺乏正确引导,而且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反复走极端,交替展开了对所谓“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最终,学习苏军的活动被终止,与此有关的人员受到批判、降职等处分,刚刚起步的“三化建设”遭到严重干扰。
掀起学习苏军活动高潮的背景
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游击状态,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日益摆在自己的面前。过去,人民解放军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残酷的斗争使各部队必须独立自主,各自为战。虽然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统一的,但从指挥上、制度上、编制上、纪律上都是根据当时当地战争的传统习惯制定的。当时各大战略区都有自己的条令,这在战争年代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全国政权建立后,这样做已经不适应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这一要求自然地成为人民解放军建设的纲领。1951年,中央军委制定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方针。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纪律性的“五统四性”要求。他还指出:“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新的建军任务面前,是自己摸索还是向外军学习,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按照哪一种模式建设军队,必然成为一种选择。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排斥外来经验,但问题是,西方国家的军队,是国家化的军队,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建军原则上,人民解放军不可能向西方军队学习。由此而来的管理教育、作风纪律、军事训练等,都无法与西方军队“接轨”。而且,新中国成立后,最为迫切的是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来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是缴获和接收国民党军的各种装备,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途径已不可能。因此,向国外购买,就成了武器装备的重要来源。起初,通过香港向西方国家购买了一部分武器装备、材料,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这条渠道被堵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它的科学技术也是第一流的。但由于中美关系尚未解冻,人民解放军不可能学习美军,结果便只有向苏联军队学习,并争取得到其帮助。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苏联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曾经给予过中共很多的援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中国人民所景仰,苏联军队建设的经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关注。1949年6月,毛泽东在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因此,向苏军学习,实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选择。
1952年底,中共中央鉴于国民经济已基本得到恢复,遂决定在苏联的帮助下从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此时,在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项目中,军用项目就有44个,占总数的28%。即: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人民解放军以苏联军队为模式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已是自然而然的事。
1952年12月15日至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在总结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军事训练、编制体制、政治文化教育等议题探讨了如何进一步学习和借鉴苏军的问题。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在关于军训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不少干部对学习苏军还缺乏正确认识,因此有必要“号召全军向苏联学习,扫除学习中的各种障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的总结报告中阐述了学习苏军的意义,提出了今后学习苏军应注意的问题。1953年1月1日,毛泽东指示:“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