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的哈尔滨：筹备建立新中国的重要基地

　　1948年3月，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一年后东渡黄河，于4月11日来到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一一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30日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出席会议。当日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二天即5月1日，毛泽东致信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在港主持盟务的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两位先生，明确提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

　　为什么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哈尔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呢？

　　早在抗战胜利前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这是一个战略大思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循着这条思路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布局。

　　1948年4月，当时全国各解放区相比较，唯有东北解放区背靠苏联，只在西南一个方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这种情势人称“背靠沙发”。哈尔滨又是东北局驻地。而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辽沈战役将近尾声的时候，蒋介石曾亲自飞到北平，同傅作义密商，策划集中第九十四军、新编第二军，配备汽车400辆，炸药100吨，组成快速部队，准备以突然的行动，经保定偷袭石家庄，直抄中共中央所在地。一度造成十分紧急态势。

　　哈尔滨有便捷的交通条件，是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车站，中东铁路和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便把哈尔滨与苏联和欧洲大陆联在了一起，与海路相比大大缩短了中国到欧洲的时间。历史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力量进行接触，建立密切联系，帮助中国建党，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经哈尔滨到关内各地。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从1921年11月至1924年5月间，路经哈尔滨去苏俄的中国共产党人有三四十人。其中着名的有：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高君宇、邓培、林育南、夏曦等；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第五次和第二次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的陈独秀、刘仁静、王俊、李大钊、王荷波、彭述之和刘清扬等。1928年6月，党中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中央还派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带着女儿到哈尔滨，协助哈尔滨的地下党组织担负起接送来哈的“六大”代表。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是到哈尔滨后乘火车再到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的。

　　“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如何把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来共同商议召开新政协，周恩来曾试探开辟自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在短期内打通。1948年初秋，周恩来曾经电告在香港的潘汉年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汉年通过民主同盟的萨空了，去找香港当局指定与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联系的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施乐斯对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转经苏联到中国东北解放区一事请示港督，港督表示对这件事做不了主，他要请示伦敦英国政府，且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施乐斯语意搪塞，态度敷衍。因此，周恩来决定在港民主人士不走这条路线，改走香港到朝鲜罗津或大连等航道来完成迎民主人士到解放区这项重要又机密的任务。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都是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钱之光在接送工作准备完成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行动计划，并指示“这是第一批，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经过8天海上航行到达离我国图们市很近的朝鲜罗津港后，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专程前去迎接，于9月29日安抵哈尔滨。

　　经苏联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也不乏其人。在伦敦出席世界工联会议的朱学范，就经欧洲大陆到苏联莫斯科，再坐通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进入东北解放区，1948年2月28日到达哈尔滨。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决心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回国出席新政协，于1948年7月31日携家人登上苏联“胜利号”客轮，踏上归国旅途。不幸在黑海航行途中轮船突然起火，抢救不及，冯玉祥遇难。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带着冯玉祥将军的骨灰，在11月2日经苏联抵达哈尔滨。

　　在哈尔滨筹备新政协活动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是筹备新政协的第一个正式文件。这个协议是周恩来1948年10月8日在西柏坡拟定成草案，经毛泽东审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高岗、李富春并东北局，发去《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高、李为中共中央代表，就文件中提到的新政协诸问题，约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会议协商，“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与此同时，周恩来到距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只5里的李家庄，和中央统战部一起，就新政协的问题同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进行了会谈协商。党中央还把周恩来起草的草案电发到各地，广泛征求各方面民主人士的意见。

　　在哈尔滨参加协商的朱学范回忆，在讨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问题时，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陷入完全崩溃的地步，美国竭力策划和推行“中间路线”的活动，在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中也有所反映。他们只主张打倒蒋介石、幻想不推翻整个国民党统治。因此，在讨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问题时，对由谁负责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应包括哪些人、民主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意见不一，所以很需要多多交换意见。1948年10月21日、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同已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和我会谈，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交换了初步意见。中共方面及时地把磋商情况，电告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征求意见。11月李德全也经过欧洲来到哈尔滨，受到了热烈欢迎。11月25日，这是一个使我难忘的日子，是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关键时刻。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人士会商，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确定了新政协的任务是制定共同纲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我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