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李富春由西满调到东北局主管财经、后勤工作的同时,负责哈尔滨市的领导工作。他一到哈尔滨,就注意到城市工作同农村工作的显着区别,绝不能把过去在农村工作中的许多做法搬到城市里来,强调一定要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1947年7月初,东北局为了进一步推动土改运动,发出了《关于挖财宝的指示》,要求各地开展“砍大树”(斗倒地主恶霸)、“挖财宝”(地主隐藏的枪支、粮食、牲畜、衣服和金银财宝等)。一天,哈尔滨市市长刘达来找李富春说,松江省委一位领导找我们问:“哈尔滨能挖出多少财宝?”刘达回答:“资本家和地主不同,可能挖不出多少。”随之,这位领导同志要刘达准备三四百人的住房,已选好了几百土改农民来哈尔滨市挖财宝。刘达未表示可否就离开了,立即去向李富春汇报说:“我请求辞职,因为有几百农民要来哈尔滨挖财宝。”李富春说:“你不要辞职,这个问题我召开东北局会议解决。”大约第二天,李富春召开了东北局在哈委员会议,并要哈尔滨市委常委列席。经过一番热烈讨论,终于否决了农民进城挖财宝这个行动,保护了哈尔滨的工商业。这是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果断决定。刘达后来说:“如果当时不是富春同志出面制止,任何人都难以阻止一场大紊乱的发生,影响也难以料及。”
1947年5月,王稼祥病愈从苏联回国,到哈尔滨任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主要管哈尔滨市的工作。王稼祥平时沉默寡言,长于调查研究,善于思考问题。他从各方面了解情况以后,支持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意见和工作。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记得由于王稼祥态度明确,使哈尔滨市委、市政府执行城市政策更有信心。王稼祥认为,进城后一定要首先抓生产,组织市民搞生产,不能首先搞斗争不抓生产;对旧政权的改造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地,不能彻底砸烂,不能影响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生活、公共卫生、城市交通都要保持正常,不能妨碍生产、妨碍支援战争;农民进城要有个限制,不能让他自己抓人,工商业资本家按土地法规定,农村财产交农民分配,城市财产不能动。有一次,哈尔滨市长刘达在三联书店的橱窗里,发现陈列着佳木斯市斗争知识分子的大幅照片,觉得这是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事件,立刻向王稼祥汇报。后来很快就把照片撤掉了。
1948年1月,陈云从南满回到哈尔滨。3月,陈云明确提出东北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这比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整整早了一年。当时,东北除沈阳、锦州、长春及其周围共12座城市尚被国民党等占领外,其余140余座城市都先后获得解放。陈云在东北局讨论城市工作的会议上指出,城市工作有两点要在干部思想上搞清楚:一是“现在城市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敌人是战略进攻,我们是战略防御,现在战争形势改变了,我们占领的地区越来越大,城市作用也大得多;二是城市工作主要是抓生产。陈云的讲话既点明了新形势下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了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实际上又批评了前段时间城市工作中“左”的做法。
为了总结城市工作的新经验,王稼祥起草了《城市工作大纲》。陈云称赞这个大纲“很有用处”。
1949年3月,李富春作为东北方面主要负责人出席了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李富春在全会发言中,着重谈了工作重心转变中如何开展城市工作的问题。他回顾哈尔滨、沈阳等城市工作经验,毫不犹豫地说,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根本不要提什么贫民问题,因为贫民中还包括流氓、娼妓、游民、游勇。接收城市后如何管理城市?李富春说:“管理城市,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组织分配。进城后开始组织生产,谈不上计划,首先是复工。按现在的原料和条件,有饭吃就好了,订计划是下一步的事。”“城市必需品,即粮食、煤炭和棉花,需要量很大,要努力做到保证供应和合理分配。”李富春还就如何对待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和摊贩,如何处理财政问题、工资问题、稳定物价和稳定货币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李富春的发言,紧扣全会主题,切合实际,条理分明,给与会者很大的启发。
筹备新政协
革命根据地不仅支持了革命战争,还孕育了共和国的雏形。为创建新中国,中共中央代表和民主人士一道在哈尔滨开展了新政协的筹备活动。
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即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打到外线,揭开了战略进攻序幕。同时期的东北战场,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把战争推进到战略进攻阶段。同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残酷迫害,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纷纷避往香港。1948年1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民盟不顾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在香港恢复组织;其他各民主党派,如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致公党、台盟等也纷纷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