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福利支出谁来买单？当然不会是穷人。基本上也不是富人，因为富人避税的手段很多。屈指数来，这个买单者，非中产阶级莫属。中产阶级者，从小到大，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了事业，牺牲了诸多享乐，推迟了成家立业，不敢多要甚至完全不敢要孩子。好歹混到出头的日子了，收入刚刚上去，又见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30%、50%甚至更多(发达国家的累进税率可以高达80%)被政府收走，给了那些整天游手好闲、长期吃社会福利的懒人。对此，广大中产阶级的不满和愤怒，可想而知。
这种不满和愤怒，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保守主义抬头，主导西方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保守主义政府(比如美国的里根、小布什，英国的撒切尔)为了帮本国的主流社会宣泄怨气，削减福利，放松管制，打击工会，排斥少数民族。这些政策，对“中间选民”很有号召力。在他们营造的大气候下，甚至历来为穷人说话的政治力量，比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也不得大谈福利制度改革。
发达国家的经验使我们看到，建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多花钱的问题。实行社会福利，社会的痛苦和两难是：社会福利没有不行，少了不行，过了、滥了也不行。
那么，应该依据什么原则，才能建立合理有效，既有利于社会公平，又能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制度？
从发达国家实行小福利和大福利正反两面的经验来看，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对确实不具备劳动能力者，比如老弱病残，提供基本的社会援助。这类援助是一种社会良知的体现，且因为老弱病残基本不是个人的选择，它不会鼓励欺骗和懒惰。这类福利的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共识相适应。
二是对具备劳动能力者，在他们遭遇不幸和不测时(比如伤病、失业)，对他们提供审慎有限的社会援助。这类福利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其再就业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给钱”。直接的物质与经济援助虽然也是必要的，但应该是临时的、有限的和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参加技能培训，从事社会义务工作才能享受失业救济，避免有劳动能力的人产生对社会福利的“药物依赖”。
三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健康，必须大力投入。要充分认识到，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来说，最具重要性，最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莫过于下一代的健康身体和良好教育。让广大青少年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优秀的劳动力，而且能使穷人的孩子避免输在起跑线上。这体现了最大的社会公平，是利民利国的千秋伟业。因此，在各项社会事业支出中，对下一代的健康和教育投入，应该成为重中之重。具体说来，除了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和全民义务教育，打破城乡和地域隔阂，把看病和入学的权利当作一项基本人权外，为贫困家庭的婴幼儿提供牛奶和食品补贴，对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这些在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实行的社会政策，都应该在中国尽快尽早地全面实施。
总的来说，保障民众自由，提高国民素质，为个人的充分发展和民间创业提供广阔空间，是国家发挥民众力量，实现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不二之路。
为所有人创造公平机会，在此基础上实现初次分配的基本公平，辅之以合理有效的再次分配，则实现公平分配的大局可定，广大民众得以分享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只有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了，收入分配公平合理了，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