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用一贯的锐利目光看人，表情如一、不苟言笑；他讲话时听上去柔和、低沉。这似乎与那个批评起调控政策来毫不留情的“任大炮”角色不太相称。
当谈到房价和房地产的调控和走向，他改变了以往的尖锐态度，他对经济观察报说：“我还没看懂新政府的调控思路，我仍然需要观察。”
在中国房价飞涨的黄金10年间，不断批评政府调控政策的华远地产(行情,问诊)董事长任志强定格在大众的脑海中，成为了一个符号型人物。但在最近的半年期间，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诸多变动信号的时候，任志强突然“熄火”了。
与任大炮“熄火”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手段也在发生改变。政府调控之手不断从具体微观市场上撤出，转向了更加需要政府托底的社会公共领域和民生领域。房地产行业为外界提供观察这一变化的缩影。任志强表示，新一届政府确实没怎么伸出自己那只有形的手出来，他觉得此前一些非市场的干预措施应该尽快退出来。
新政府正在试图用实际行动让市场知道，政府的“手”什么时候会动，什么时候不会动，什么时候会动到什么程度。
自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继续实施和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密集出台。
这些看起来略带“刺激”色彩的调控政策与过去不同，央行仍在握紧钱袋子，国务院推出80个基建投资项目也都是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为目的。这种宏观调控下的经济形势，也被称之为“新常态”。
5月22日，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财政政策的新常态是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从建设型财政到服务型财政；而货币政策的新常态则是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换挡期”，政府和市场都在寻找着那个“黄金平衡点”。这里包括：经济增长与各种风险释放之间的平衡点；“稳增长”与促改革之间的平衡点。
或许还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个“点”到底在哪里，但中央政府已经通过实际行动和各种“喊话”不断地给市场传递预期和信号。那些容易引发“任大炮”发声的调控政策在消褪，稳定的预期信号在加强。
但眼下，考验政府和市场的时刻又到了。
那一幕又来了
中国经济再次面临考验，这一次先是房地产领域。
最初的“危机”在中国一座非常宜居的城市——杭州开始，随着降价潮的持续发酵，另外几座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房价高企城市——上海、深圳、广州，也同样传来了成交量明显下滑或者降价打折、降低首付的促销消息。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表示，过去三四月份时常出现楼市“小阳春”，今年这个时段楼市却迎来一轮“倒春寒”。这样的降温态势恐怕还会进一步持续。
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3日宣布，今年1月到4月份，全国住宅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4.5%。这对一个住宅建设占经济产出大约九分之一的国家来说是个严重打击，因为更大的风险在于房地产可能崩盘带来的广泛影响。
这一幕似曾相识。
2013年6月20日，中国银行(行情,问诊)间隔夜拆借利率陡然飙高至13.44%的最高点，而在此之前，这一利率通常都维持在3%左右。受“钱荒”传言影响，沪、深股市出现暴跌，银行间交易员们开始“不计成本地向其他机构借钱”，市场一度陷入恐慌。
“银行不是真的没钱，它们就是期待政府能‘松’一下。”一位政府内部人士事后评论，“当时商业银行都有预期，只要一有问题，中央政府就会给钱。就好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谁的哭声大，谁就有奶吃。”
现在，这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变成了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这一次的危机来的似乎比上一次更为猛烈些。
毕竟中国房地产投资是涉及国内生产总值（GDP）13%左右的产业，这几乎是美国房地产泡沫最高峰时期该比例的两倍。再加上钢铁、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等相关行业的投资，这一比例接近16%。广义的房地产部门大约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中国政府按说应该把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性排在经济再平衡目标之下，后者涉及增加家庭消费。
并且，房地产贷款占到商业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左右，但在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中，至少五分之二是以房地产作为担保的。此外，今后的两年是地方债还债的高峰期，房地产市场的兴旺可使各省市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了丰厚的收入。
当一些地方官员蠢蠢欲动之际，至少中央政府表现出的仍是“定力”。
4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终于出手“部署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和优化结构有关工作”，而同样因为身陷困境而翘首以盼的楼市，并未从中南海那里收获只言片语。
在此背后，决策层或许经受着比上一次更大的煎熬。
一位国办工作人员事后回忆，虽然上次“钱荒”是突发事件，但中央政府当时“保持定力、决不放水”的举动，确实是有意为之、反复思量的结果。万一坚持“不刺激”，结果经济真的出了问题，就要承担责任。“不增发货币，不过度刺激，这需要‘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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