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期交替的过渡期往往具有“无创新的复苏”、“经济增长动力源泉多元化”、“新兴产业不确定”等特点，政府不宜过度采取行政措施，行政性地找寻下一个周期的增长源泉，人为推广那些缺乏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的产业。而是应当在市场机制改革和创新体系改革上作文章，同时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以为市场自动寻找新增长点和产业方向打下基础。
第三，2010年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关注目前下滑力量抬头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这些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爆发性；不仅要重视多重政策同步调整产生的叠加效应，重视多个部门针对同一个目标产生的过度调整，还要重视周期性力量与政策性力量的叠加、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叠加。
第四，短期应当密切重视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下滑，防止由此带来的总量的失衡和动态的失衡。总量性的失衡成本比局部调整的成本要高得多，投资增速回落具有合理性，但不能诱发总量失衡和动态失衡。
第五，未来的出口状况具有强烈的下滑趋势和强烈的不确定性，贸易政策的退出速度应当慎重。
第六，中国消费加速不能依赖于一次性的行政刺激，中国的消费刺激力量已经达到极限，一次性补贴刺激将带来强烈的后遗症问题，消费刺激应当更多从一次性刺激转向中长期制度性调整。
第七，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进行总量适度收缩的同时，应当保持总量宽松的原则。虽然各种刺激性政策不宜加码，但存量收缩不宜过快，还应当以增量收缩为主。财政支出应当加大在各种社会福利、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放，不宜保持过多盈余。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不仅涉及到中国债务风险的问题，更涉及到地方与中央分权体系的有效性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应将其作为体系调整的重点。
第八，中国虽然在中期面临着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压力，但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政策应当作出以下调整：
其一，鉴于中国核心CPI并不高，CPI上涨带来的宏观总量问题不严重，严重的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恶化问题，因此我们要防止将通货膨胀的民生问题宏观化，应当通过社会体系的建设（如低收入补贴通货膨胀指数化、最低工资通货膨胀指数化）以加强低收入人群抵御通货膨胀冲击的能力，将货币政策从民生问题和生活问题中解放出来；
其二，鉴于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重大变化的阶段。结构调整、深层次改革带来的价格上涨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度调高通货膨胀的目标值，而不是简单照搬过去和发达国家的目标值；
其三，货币政策一要关注下半年经济下滑的加速，二要关注目前流动性依然充裕带来的问题，三要关注大量留存于房地产和其他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的变异，同时还要关注大量资本流入所带来的流动性注入问题。因此，货币政策在适度总量收缩的同时，必须强调结构性的调控；
其四，加息政策必须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