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改时机的选择
《21世纪》：汇率政策一直是困扰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一大掣肘，这也是多次中美对话的焦点。今年初至5月14日，人民币对欧元已累计升值14.5%。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窗口是否重启，再成热谈话题。您设想了“有弹性的一篮子模式”，当前推进这一方案的时机是否成熟？
马骏：半年前，许多人认为出口会持续低迷，通胀也只是“预期问题”，所以没必要调整汇率；2月份以来，这些理由都已不成立；3月份以来，制约人民币改革的一个新的因素是美国对中国施加太多的压力，没给中国“政治空间”；4月中以来，美国人已变得很低调，很合作，所以这个理由也在消失；最近，一个新的担心是人民币对欧元升值过多，一些人认为没必要再升值。
我的看法是，人民币汇率改革时机已成熟：出口增长强劲、通胀已成现实、四月份顺差重现、外汇储备过大、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希望中国体现大国责任等因素都要求人民币汇率体制及时改革。不应由于短期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波动而不断推迟改革。事实上，每个月都可能出现对人民币汇改不利的一些短期理由。迟迟不改，反而可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上造成更被动的局面。
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未必意味着人民币在所有时间段内都对美元升值。由于欧元对美元的汇率进入了一个波动很大的阶段，就更应及时启动汇改，走向“有弹性的一篮子模式”，这样才能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基本稳定。如继续钉住美元，反而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导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大幅波动。
宏调再遇分水岭?
《21世纪》：欧债危机引发了对全球经济二次触底的担忧，也引发了对于当前国内宏观政策是否偏紧的争议,您怎么看？
连平：欧债危机对实体经济尚未造成明显影响，但在金融领域引起了一定的震荡，影响了市场信心，接下来的发展还有待观察，尽管已出台庞大的救助计划，但不排除其会在金融领域引发连锁反应的可能性。
和去年相比，我国的货币政策已开始收紧。经济运行有了明显的恢复，增长态势趋于稳定。趋紧的货币政策没必要退出，但是否要进一步收紧，还需谨慎。今年以来物价回升很快，一些先行指标如PMI和发电量增速较快，表明经济有可能走向偏热。若是这种情况，政策收紧就是题中之意；但今年4月中旬后，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欧债危机和房地产调控。欧债危机影响了中国出口，进而传导到投资和消费；房地产调控则直接影响了投资，并连带影响了消费；在这两个因素作用下，股市下跌明显，根据托宾Q效应，这对于未来的投资和消费又产生一定抑制。若继续加大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可能对下半年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因此，我们需再观察，在政策基调不变的情况下，增强灵活性和针对性。
黄益平：无论是从市场利率、流动性，还是从汇率的估值来看，偏紧的说法都不准确。当然，有些人可能发现贷款比以前困难些，但这是因为去年的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现在相对宽松而已。所以，无论从国内经济形势、增长、通胀来看，紧缩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开始，谈何退出？
欧元问题确实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世界经济因此进入第二次萧条的可能性不大，起码我们今年保持8%以上的增长是没问题的。决策者对于欧元问题的负面影响，包括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的担忧实际上超过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判断。
哈继铭：我认为欧洲债务危机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些国家现在面临着两难：债务太高、财政赤字太大，在汇率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必须通过财政政策和实体经济来完成必要的调整，这个过程痛苦而漫长，还伴随着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欧元区拿出一万亿美元来救济，让人对欧元未来的价值产生了质疑；但若欧元区不出手，这些国家调整的过程将会更漫长，欧元也会进一步走弱。欧元的走弱将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全球经济。
首先，欧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元贬值将降低对中国的进口需求。
其次，欧洲在货币市场的融资成本在提高，如果国外进口商连贷款都难以获得，势必影响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
再次，欧洲国家会经历一个财政紧缩过程，需降低公务员工资、裁汰冗员，其内需也会走弱，进而从需求层面影响中国的出口。
最后，美、日、欧的出口产品之间具有很强的替代性，欧元对美元、日元大幅贬值，将影响美国和日本的出口。日本的出口依存度一直较高，美国稍低一些，但在美国内需不再强劲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希望未来五年出口能翻一番的理想，有可能随着美元的升值而落空。所以，欧元问题对日本和美国的出口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
这些国家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中国适当地保持内需增长则显得尤为重要。前段时期政府出台了一些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房地产的内需受到了压制。当时考虑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判断外需的？是否充分考虑了欧元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如果没有，政策就需要微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