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们第一次去加纳，准备在那里建设电厂。当地电力严重短缺，加纳副总统出席了我们在当地五星级酒店举办的招待会，即便在那个场合酒店也两度停电。”
5月28日，深圳能源规划发展部总监徐同彪不无唏嘘地和本报记者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去非洲考察的经历。但副总统遭遇停电的尴尬故事，无论对徐同彪，还是所有在非洲大陆寻觅机会的中国商人而言，都不仅是一个茶余饭后的掌故，更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加纳等非洲国家蕴藏着丰富的黄金等矿产资源，却缺乏从地底召唤出黄金的工业力量。
中国人把握了这个机会。中非经贸关系近年来经历了井喷式的发展。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0.8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13.6亿美元，中非贸易额从1990年代初的10亿美元规模，猛增到2008年的1068亿美元。
“现在是去非洲投资的最好时机”。
5月28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在《21世纪经济报道》和《中国与非洲》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首届21世纪中非投资与合作论坛”（以下简称中非论坛）上这样表示。讲台下，坐着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国喀麦隆驻华大使等非洲国家使节，以及众多从事中非经贸业务的中外企业。
然而，中非经贸关系升级也勾起了老牌殖民国家的复杂情绪。在不少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中非经贸往来常常被简化为“资源换投资”的交易，并被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
新问题：投资升级引发政治忧虑
西方的嫉妒、或者敌意，并不仅仅来自中非经贸关系在规模上的扩展，更重要的是，中国对非投资层级的提升，诱发了中外企业的实际利益冲突。
中非民间商会培训部部长葛凯勇在参加中非论坛时告诉本报记者，非洲大陆的通讯业长期被西方跨国公司垄断，通讯设备制造成本和资费都很高，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1998年进入非洲后，彻底改变了这一情况。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华为的产品比主要竞争对手爱立信和诺基亚的定价低5％-15％。中国企业引入的竞争降低了整个行业的成本。
中国人动了西方企业的奶酪，自然会诱发对手的强烈反弹，甚至给中国对非投资带了一些意外麻烦。
安徽省外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在非洲的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尼日利亚等地广泛从事路桥、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参与房地产开发和超市运营。
“一开始我们在非洲和西方企业几乎没有竞争。西方跨国公司着意抢占高端市场，我们着眼于中低端市场。”该公司企业发展部总经理金美康28日告诉本报记者，随着该公司开始拓展中高端市场，就引发了竞争对手的强烈反弹，“我们在非洲的房地产项目上和法国企业发生了冲突，对手常常利用他们在当地多年经营的社会政府网络阻碍我们的开发”。
由此，对在非洲的中国企业而言，熟悉当地投资环境，不再仅仅是了解当地的民俗习惯，或者盖几所学校做些慈善事业争取社区合作，而是需要更多地深入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熟悉政府的运作。
这对于在非洲从事矿产投资的中国企业尤为重要。
2010年5月10日，美国之声援引刚果民主共和国矿业部长的幕僚长Alexis Mikandji Penge的话称，紫金矿业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联合收购刚果铜矿开发商的协议，“违反有关规定，在刚果(金)没有效力。”上述的言论，距紫金矿业对外公告宣布该项收购仅一个工作日。
王莉是北京阳光万国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转为从事中国南非经贸业务的企业提供服务。在28日的中非论坛上，她告诉记者，中国商人已经不再着眼于发展南非低端商品市场，随着市场饱和许多当地的中国民营企业开始转向矿业开发和矿产贸易，他们已经开始担心政治变化对自身项目的影响。
“我们公司在厄立特里亚、几内亚、刚果（金）都能联系到很好的矿产投资项目。但这些国家的政局过于动荡，公司很不放心。我这次来中非论坛的目的就是听听各路高人的建议。”贝祥投资集团负责矿业和冶金的副总裁周燕当天也不无遗憾地这样向记者表示。
新趋势：央企民企携手合作
中国企业在非洲遭遇法律困境、面临政局动荡风险也迫使中国的民企和央企一起反思自己的行为方式。
经历了西方上百年的殖民，很多非洲国家的政治虽然称不上透明，但却拥有一套不逊于西方标准的法律体系。王莉告诉记者，据她了解，哪怕是津巴布韦这样一个本币崩溃的国家，其环保法的很多条款设置也十分严厉，绝不轻易为了经济利益牺牲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