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家长，只要培养孩子打高尔夫，都是很优秀的。经济条件固然重要，但孩子练球要陪着，外出比赛也要陪着，花出去的时间和精力(可能比金钱更重要)，不是每个家长都能做到的。

很多人都说孩子打球追求“贵族气质”。这倒不至于，但孩子起码比较自律，遵守规则，这是学校教育不容易做到的。在打球过程中，偶尔不经意碰了球，现在的孩子都能做到自己主动找裁判来罚杆。如果在学校考试，有孩子不经意看到了答案，还会请老师扣分吗？

也许在外人看来很贵族，在我看来打球的都是苦孩子。每年暑假，其他孩子在空调房间里写作业，玩游戏，但是打球的孩子，暑假是比赛安排最紧张的时期，最热的时节都是在太阳下面暴晒。

现在国内为了和国际接轨，13岁以上的孩子就要求自己背包。背着几十斤重的球包走满18个洞，大人都需要4个多小时。晓宇甚至有过连续三天打满18洞的比赛。上次在黄山的比赛还全部都是山路，一般的孩子是走不动的。

这些都是对她的磨练。至于将来走不走职业道路，能不能当明星，只能边走边看了。

进也是收获，退也是收获。(自述者为上海业余高尔夫球选手朱晓宇的父亲)-

学球费用

谢仁义，10岁。3年前在美国尝试了迷你型高尔夫后，迷上了这项运动，回到上海后开始找教练学起了高尔夫。一年后，从来不打高尔夫的父母也开始跟着这个教练学起了球，因为谢仁义找不到小朋友对打。现在谢仁义也在旭宝大卫利百特高尔夫学院学球。

说到学球的费用，谢妈妈连连惊呼“根本不敢算”。“一个礼拜下一次球场，平均就算800元，一年下来就要4万元。再加上几堂教练课，和练球的费用，大概在10万左右。”

谢仁义的父母都来自台湾。父亲是会计师，母亲是家庭主妇，还有两个姐姐，一个爱打网球，一个爱打篮球。

吴阿顺，21岁，国家队队员，业余选手。出身福建农村的他，家境贫寒，父母根本不知道高尔夫是什么。一个由港台人士共同组成的团队，在厦门默默地组织年轻球手并一步一步地栽培他们，他们在吴阿顺所在的学校挑中了他，所有费用都有人提供。至今吴阿顺已经成为了国家亚运代表队成员，但目前他所有的生活费用和打球费用都是由他们资助。

胡牧，16岁，第一个去美国大卫利百特学院学习高尔夫的中国孩子。7岁跟着父亲学球，11岁时在国内找不到对手，家里送他去了美国，第一年学费2.2万美元。胡牧说自己“一年比赛费用包括机票和住宿，在2万到3万美元左右”。但胡牧父亲说“这点肯定不够，要超出很多”。去年前来参加汇丰冠军赛的他在全美青少年高尔夫的总排名达到了第8位，胡牧和家人的梦想是早日踏上美巡赛的赛场。

尴尬高尔夫

这次口水战看似是“大学使命”和“精英教育”的争论，而背后体现的，是高尔夫运动在中国内地的尴尬。

起步就是错？

1984年，霍英东先生在广东投资开办了中国大陆第一家高尔夫球会——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这被视为中国现代高尔夫起步的标志。但此后10年内，尽管经历了中国高尔夫协会的成立(1985年)和高尔夫被列入北京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1990年)，中国的高尔夫运动并没有实质性的发展。

“当时的球场基本都是为东南亚、香港、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境外人士服务的，投资商也都是境外人士。比如说香港，香港地区打球人口在增长，但由于香港地理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有太多的发展 高尔夫的空间，于是他们就选择在中山、深圳等地方建设球场，比较近，方便香港人来打球。另外一方面就是随着改革开放后外资的进入，外籍员工们有这个需求。他们喜欢高尔夫运动，而不像中国人有事没事总是“搓一顿”。当时很多日本公司都把高尔夫的会员证作为福利待遇发给来华工作的员工们。这些先发生在广东地区，后来逐渐扩展到了北京和天津一带。比如随着日资企业的不断涌入天津开发区，那里就有了两座高尔夫球场。”李勇说。

霍英东先生投资修建的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十分豪华，球证价格高昂。其实他根本不在意能否立刻收回投资，当时香港高尔夫球证千金难求，中山球会为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时尚的社交平台。当初面对犹豫不决的当地政府部门，霍先生和球场经营人员轻松地说：“如果不让我建这个球场，我可以把球场改建成公园。”

但随即跟来的其他投资者拷贝了中山球会的模式。高昂的修建费用和土地征用成本使得投资方急于迅速收回投资，会员证价格和打球费用居高难下，高尔夫运动在中国刚刚诞生就被打上了高消费娱乐活动的烙印，时至今日，高尔夫运动仍旧被国人视为“富人游戏”。因此有业内人士甚至认为，霍英东先生当初“高举高打”的定位或许“害”了内地高尔夫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