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易遭攻击的低轨道的情报侦察监视卫星失去作用后，美军众多的空基平台，如U-2高空侦察机、E-8C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RC-135电子侦察机、EP-3E“白羊座Ⅱ”电子侦察机、E-3/E-2C预警机以及各种型号的无人机等，亦可行使作战区域内的情报侦察监视职能。
在假想的台海冲突期间，所有这些空基平台均能在解放军内陆防空火力范围外遂行情报搜集任务。从某种程度上讲，战场指挥官甚至更倚重于这些空基平台获取的实时情报信息。因此，桑卡兰认为，中国对美国卫星实施打击所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将十分微小，“通过打掉几颗卫星就能使美军瘫痪的设想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空军少校斯科特·A·韦斯顿还认为，“就主要核大国而言，任何直接的冲突都将把目标设在不得危及国家生存这条顶线以下，从而避免核交战的风险。”反卫星攻击也不例外。
鉴于此，桑卡兰认为，“对通讯卫星的破坏会影响冲突升级的管控。”在未来的中美冲突中，为了防止冲突升级，中国或许更希望看到美国国家指挥中心与前线美军指挥官保持顺畅的通信联络，故而不会冒险攻击军事通信卫星、而出现得不到指令的前线指挥官鲁莽行事的可怕局面。
太空战想象图
风险太大，紧张局势极易失控
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对卫星攻击的负面影响却是十分严重的。
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攻击卫星会产生大量的太空碎片，致使许多珍贵的轨道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内无法使用，从而对地球轨道造成污染，并不加区分地响盟友、中立国家的太空活动，势必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因此，对任何卫星的攻击，都不能不考虑可能造成的附带损伤。
攻击美国的卫星，不管是摧毁还是破坏，都是极其冒险的举动，会使非常紧张的形势进一步升级，会导致如《国家太空政策》所声称的“彻底打败对手，并剥夺对手使用太空的能力”的报复，甚至诱发核战争。
这种负面影响还不仅仅限于交战双方。如桑卡兰所言，“美军的主要军事行动都会涉及其同盟合作伙伴、中立国和非政府部门所使用的卫星，中国会对中立国（如日本、印度和欧洲各国）租借给美国的卫星发起攻击吗”，“在与美冲突期间，若中国对第三方国家卫星实施打击，那么英、澳、加、日、韩、法、德等国将会转而支持美国——届时将对中国造成不利”。
中国载人航天计划被视为具有威胁性
两种应对：避险胜于武器化
桑卡兰指出，关于“中国正积极进行反卫星攻击的筹划和部署”的判断主要受中国国内关于该问题的大量出版物的影响。但细研后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概念性的描述，缺少实证分析和具体操作细节，显然是对美军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再利用。
更何况，即使是在美苏剑拔弩张的冷战时期，世界上也未发生一起卫星遭蓄意攻击而被毁的事件。因此，中国反卫星攻击并非迫在眉睫的威胁，所谓的“太空珍珠港事件”纯属危言耸听。
不过，退一步讲，面对“从产生碎片云场到锁定目标袭击”的反卫星威胁，美国空军上尉亚当·E·弗雷认为，美国只有两种军事选择方案：一种是太空武器化；另一种是避险。
所谓太空武器化，是指将武器系统永久性地部署在太空中预防攻击；所谓避险，是把重点放在减少薄弱环节上，一旦其他国家发动太空战争，攻击美国的卫星，则将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尽管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但众多美国专家、学者似乎更主张避险而不是走向太空武器化。
在太空部署武器，看上去可以通过主动防御或威慑来降低太空资产的脆弱性，但此举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太空军备竞赛。很显然，天基武器或者陆基动能武器对在轨卫星实施大规模攻击的后果，必定是太空碎片成几何级数增加，太空环境中利用价值极高的领域将蒙受灾难性的长期污染。因此，美国获取更多太空使用权的途径，不在于推行太空军事化，而在于减少对太空资产的军事依赖，并“带领国际社会一起制定指导太空活动的行为规范或更有效的国际法律”，以及创造条件维护太空净土。毕竟“保持太空净土，当能为美国的经济、政治乃至国家安全带来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