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是一个战斗集体，它需要选拔立场坚定而又干练有为的干部。但既然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山头林立、派别纷繁的结合体，仅仅靠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是不能紧密聚合的，这就要求选拔干部要考虑到各个山头、派别的利益。革命时代当然不会庸俗到“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的程度，但平衡各方势力仍是任用干部的首要因素。
任弼时的崛起主要在于他能起“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与刘少奇、康生相比，任不是毛的心腹亲信，所以对他的“信”取决于他的“用”，如果不能“用”，就要请他下来。转战陕北时，任弼时为中央纵队司令，因为部队去向问题而与毛吵得很厉害，尽管任的出发点是为了毛的安全，但他居然敢与毛吵架，就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不敢和毛吵架的周恩来。
六 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对毛与王明等人的斗争的理解之一，是毛对中共独立性的维护。但实际上，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和服从是历任中共领袖的原则。这一点，杨奎松先生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有详细研究。
延安整风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有功人员，或极受重用（刘少奇），或得到谅解（如王稼祥）。“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毛与党内“莫斯科派”较量的成果，是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的标志。但“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苏联报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思想，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删去，并且在一九五六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p329）一九四九年一月，毛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要求把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换成别的词；一九四九年三月，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讲，不要把他和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并列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大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就不好。”（p328）一九五○年，毛在修改《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时，一律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等用语。
毛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口头上不讲，并不是心中不坚持。毛一直非常看重自己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相信他所开创的革命道路对落后国家的革命有普遍指导意义，建国一个月，他就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而且，不提“毛泽东思想”不等于不歌颂毛泽东，就在他挥笔删去“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时期，还在宣传口号中加上“毛主席万岁”提法（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p3，南方出版社，1999年）。
所以，毛对斯大林肯定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时，毛深受鼓舞；而当一九五四年，苏共在翻译《毛泽东选集》，删去一篇文章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段话时，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533─534）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上，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共在理论上的贡献，毛干脆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
中国革命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只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不能讲，以毛这样一个不服输的坚强性格，当然心潮激荡。中苏意识形态的论争，在它的蜜月期就埋下了。
七 对美国的态度九十年代中期，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书在中外都产生了影响，它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受到不少批评，有一篇批评文章发问道：中国什么时候对美国说过“是”？四九年以后我们就“一边倒”，从来没有屈服于美国，因此现在说“不”就不是什么国力强大后与美国的分庭抗礼，而是老调重弹，这种调子弹多了，对中国进入世界文明主流没有什么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