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有的是办法贯彻自己的意志。会上有异议，就先停下来，在会外下功夫：
──重新解释历史。会后即成立历史清算委员会，从历史上证明王明等人一贯错误，总结出党内路线斗争的规律；──重新组织队伍。当时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王明的人居多，毛必须建立自己的班底。一是重组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后期，毛即要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对刘的一路行程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刘回延安后不久即成为仅次于毛的书记处第二把手、总学委副主任，鞍前马后地为毛泽东效力；本来一九四一年九月已成立了以毛为组长的高级学习组，但当时任命的副组长王稼祥恰恰是毛要清理出局的人物，所以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重新成立中央总学委，就由康生出任副主任。后期整风由毛、刘、康牢牢控制；──以组织清洗配合思想清理。整风学习是一种号召，真正有力的恫吓还是组织清洗。一九四二年六月，毛说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坏人”；八月八日，又说中央党校已挖出二百五十个特务，估计还不止，“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数目”；而行政学院，“除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参见杨奎松《恩恩怨怨》p153，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教员和学生本不是整风的主要对象，遍及延安的恐怖是整风的强大的威慑力。绥德抗大分校的副校长就说过：“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思痛录》p18，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在这种气氛下，哪个高级干部敢不胆寒心怯、缴械投降？
因此可以在一九四三年的九月再来和王明等人算帐。
九月七日会议开始后，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首先发言，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路线，但这还不能令毛泽东满意。九月十三日，康生发言，对前几天的会议提出批评，他提出三个要点：一是联系历史来检讨王明的投降路线，这就要追溯到王明等人的上台，追溯到四中全会，解决四一年会议不能解决的问题；二是联系实际来检讨，要求受王明影响的长江局、东南局（博古、周恩来）等人起来揭发；三是要自我批评，就是要服输，要自己认罪。康生发言后，毛发言说有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指王明等人，经验宗派指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毛要求他们：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p290）内力是自我认识，外力是揭发批判。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的毛泽东，说话已经无需顾忌：不要打了才说，不打自招才好。胡乔木认为：“毛主席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p288）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审干已经发明了一种斗争逻辑：“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的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甚至是反革命问题。”（p277）反革命的大棒在头上悬着，谁还敢表示异议？
于是，十月十四日再开会时，博古、罗迈、张闻天、周恩来都作了以自我否定为中心的整风检查，有人不满意，他们就二、三次地检查，直到毛泽东认为可以放过了。比如，周恩来检讨后，“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p297）周当然知道他要做什么，反复地、诚恳地检讨，终获毛的恩准，七大后重新进入核心，但当年的错误，成为终生的金箍咒。
五 任弼时的崛起任弼时一九四○年三月与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随即受命领导“七大”筹备工作。四一年九月任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三年三月，成为中央书记处三个书记之一（另两位是毛、刘）。胡乔木认为，任弼时之受信用，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三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些微妙的关系，其他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p70）什么微妙关系？第一，资历老意味着在党内有威望，说话有人听；第二，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与毛的一方面军没有直接关系，用他既可避嫌，也可反映出“五湖四海”干部政策；第三，他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给党内的印象似乎有国际背景。但他又不是王明集团的人，在苏区肃反中是支持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