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失败和项英错误的暴露，使王明难逃被彻底清算的命运。正像西路军血洒祁连后，张国焘再也无力与毛抗衡一样。
三 历史的价值四十年代与共产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曾对周恩来说：你们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这在国民党是不会这样搞的。（p10）从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到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历史是延安整风的主要手段，也是毛泽东崛起的合法性、合理性论证。按胡的说法，启发毛使用这一手段的，恰恰是整风的主要对象王明：“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一九三○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提出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这就要算历史帐，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p45）整风要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要清算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此前，他们已经向毛臣服，一般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对于毛来说，这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肃清他们的一切影响以便让毛泽东思想来挂帅。因此，随着毛在党内地位的强化，路线之争也就提上了日程：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辑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48）一堆历史文件就有这么大的效力，在于这些材料是毛泽东搞的。
其实毛本人，由于多年在报纸都看不到的山沟里打仗，对中央情况也不甚了然。正是“在编辑的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p48）。一九四一年秋，毛在《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认为四中全会主要的和根本的方面是好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从“九一八”才开始的。除了团结方面的考虑外，主要原因是：
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了解，情况不熟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对博古的错误虽然知道，但还牵涉一些同志，他对这些同志的来龙去脉是逐步弄清楚的。……中央整风，回顾了历史，提出了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问题。《决议》最初从四中全会说起，后来说不够，往前说到六大，后来还说不够，再往前说到党的成立。（p67）这就建构了以毛为代表（另外还有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与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格局的党史模式，毛后来的思想有许多变化，独此一路线斗争史，他终生确认。
历史问题清算了，现实的权力分配也就清晰了，错误路线的代表者要一一检讨才能留用；正确路线的代表者毛、刘执掌主要权力。
总结历史是为现实服务。延安时期的最大现实，是确立毛的领袖地位，是清洗一切与毛不同的人物和思想。《决议》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几十年后认为，《决议》过分突出了毛泽东，有的地方还抹煞了历史，比如农民运动就不是毛的发明：“在毛主席以前，有的同志已经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p68）但如果不过分突出毛泽东，历史还有什么用？
四 整风的压力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毛在报告中没有点名地概括批判了王明路线的主要错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等都作了至少一次的检讨，他们都承认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央路线的错误，但对王明集团崛起的六届四中全会有不同看法，还有人认为它基本正确，王明顶得还很厉害，“各说各的，没有统一思想。”（p199）毛泽东的目的没有达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p232）──毛泽东不会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仍要说“一致认为”，表明他还得牵就一些，表明整风还需加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