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与共产国际1938年冬，林彪到苏联治伤，直到1942年初才回国。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林彪在苏联期间除了治伤之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工作。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就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危机，林彪两次提出书面意见，并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面谈，对共产国际的有关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林彪的意见，现在看来，有一些是正确的，也有不少是错误的。他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内在因素。
第一次接触：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六届六中全会情况林彪到苏联后，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2月14日，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并转交了全会的文件。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行了15个月以后召开的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中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的错误主张。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的前一天，即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曾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报告了会议的主要情况。但会议形成的各种文件由于交通的原因，尚未送到共产国际。同时，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据王明称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对此不能不慎重，需要派人向共产国际解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而林彪恰在会议结束一个多月后到苏联治伤，便承担了这项任务。
在这次和季米特洛夫的会见中，林彪汇报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此外，林彪还汇报了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后方部队以及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人员数量、经费情况，并谈了面临的经费、武器、干部缺少等方面的困难。
就在林彪到达苏联之际，国共关系出现了恶化。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1938年冬开始，国民党在陕甘宁、华北、山东、华中等地不断制造反共军事磨擦，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后方机关，残害共产党员、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1939年5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乌鲁木齐的电台转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通报了国民党的反共动向。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曼伊尔斯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告知：“5月底将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六中全会以来由于国内和国际局势发生变动和变化而出现的当前的政治形势。”并说：“在随后的电报里我们将开始向你们定期通报国共关系、军事形势、八路军和新四军状况、中共在全国的活动问题。”电报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指示。
共产国际成立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 林彪名列其中5月20日晚上，任弼时、林彪到季米特洛夫处谈中国问题。这说明，林彪开始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活动。这次会见，议定了给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底会议的建议。5月21日，季米特洛夫根据同任弼时、林彪议定的建议内容给中共中央回电，认为：“现在，当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国内展开破坏活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时，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因此，党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外和军队的投降派。”具体策略为：“党应该更加紧密地联系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广大的国民党党员，和他们一起依靠人民群众，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季米特洛夫还特意强调：“动员群众，加强国共合作是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斗争的最好方式。在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露反共运动的叛卖性质的同时，党不应给人提供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实，而要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民族战线。”
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部长古利亚耶夫报请曼努伊尔斯基批准，成立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领导，成员有13人，林彪名列其中。
6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小组的工作计划。7月5日，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该小组改为中国问题小组。
莫尔德维诺夫在7月8日的小组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共的报刊总是过分强调国共两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同等地位、国共两党领袖即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同等地位，过多地描写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和边区的扩大；在处于国民党政府影响之下的那些地区的群众工作，总是带有争夺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权，而不是扩大和巩固已存在的由国民党领导的组织、工会、“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说的停止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工作，莫尔德维诺夫认为这意味着在全会之前，中共进行过这种工作。并认为如果这样的话，中共就是重犯了1925年至1927年的错误。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建立了地下支部，最后导致了“三二○事变”。
莫尔德维诺夫提出，如果蒋介石今后继续抗日，并且没有与敌进行勾结的条件，中共就应该竭尽全力帮助蒋介石，在这场战争中坚决支持到底。共产党在政府中和在国民党中地位的加强，不仅不能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而相反，会削弱抗战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地主和将军们，都是准备参加和将参加抗战到底的。但如果他们面临选择，是要共产党人还是要日本人，那么，很多人将会动摇。很多人会选择日本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共产党人都只能是少数。这就是说，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应该是不使人提出这些问题。
对于顽固派提出的取消陕甘宁边区的问题，莫尔德维诺夫认为，边区的存在违背了中国的法律，它不会加强中国共产党，而会分散中共的主要力量。边区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但现在起着相反的作用，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削弱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就应该取消它，或者根据这样的原则改组它。日本随时都可以占领这个地区。
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统一战线问题认识错误 林彪表示反对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明显是错误的，是十足的右倾观点。虽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但其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高级顾问，是会影响一些人的，说明在共产国际内确有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存在不正确的认识。
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蒋介石会继续同日本作战，但取决于外国的援助和同日本作战的情况，如果遭到挫折或失败，或者其周围的人或英国压迫他投降，他就会动摇。我们应该集中火力反对投降派和媾和运动，清除各种失败主义情绪，反对投降派，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并逐步把他们从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任弼时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合作出现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统一战线联合了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和敌对的阶级。国共合作不可能没有磨擦。因为这两个政党之间打了十年的仗。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就其利益而言，是矛盾的。发展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
针对顽固派提出取消陕甘宁边区问题，任弼时表示反对。他指出：如果取消边区，国民党还会向我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还会要求取消八路军和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就无处安身，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表明，中共中央位于作战地区就不能对全国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取消边区就意味着国民党军队开进这个地区，改组边区政府，把分得的土地还给地主，共产党逐渐丧失所有过去的成果。中共中央决不能迁往重庆，因为那里不能保证自由。同时，中共在那里没有地方创办学校，培养干部，特别是党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干部。
林彪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作了较长发言，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在战争中得到巩固。越是顽强地继续抗战，统一战线就会越巩固。在两年的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也增强了。以前许多中国人惧怕日本人，而现在这种恐惧感大大减少了。关于国共磨擦问题，林彪赞成任弼时的意见，认为国共磨擦和冲突是不能彻底根除的，中国共产党有实力，它才有资格与国民党谈统一战线问题。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磨擦和冲突，但不能靠一味的让步来调节冲突，而不得不以磨擦反磨擦。否则他们就会得寸进尺，要求我们取消边区，然后取消八路军，再后取消共产党。有时，以磨擦反磨擦会取得积极的效果。
讲到这里时，莫尔德维诺夫插话，要求林彪举例说明。林彪以山东国共军队磨擦为例，说：“一开始我们避免发生冲突，但他们却更加猛烈地进攻我们。后来我们决定消灭他们，结果由三个团组成的这支队伍变成了三个连。此后他们老实了。后来日本人进攻他们，他们没有退路，我们就接收了他们，并让他们驻扎在一个最可靠的地区，这样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变好了。”林彪表示，他也赞同任弼时关于陕甘宁边区命运的意见，认为取消边区弊大于利：第一，取消边区并不能根除磨擦；第二，也不能增强团结。尽管可能由于边区的存在而产生磨擦，但同时它也在推动国民党去抗日。若是取消边区确实能巩固统一战线，那当然可以取消它。但恐怕未必如此，如果不能达到两党更密切合作的目的，那么，顽固派就会更加趾高气扬。
莫尔德维诺夫担心地问：“如果边区被日本人占领，那么，我们的机关、学校去哪里？”“如果延安城丢失，那会怎么样呢？”
林彪回答：“这一点早在去年（日本人进攻边区的时候）我们就预见到了。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地方，储备了粮食，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党政机关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离这些马氏将军的驻地更远些。”
林彪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的发言支持了任弼时的意见，形成了与会的中国同志与小组领导人莫尔德维诺夫在如何制止国共磨擦、巩固扩大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截然不同的意见。莫尔德维诺夫于8月19日写给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小组工作结果的报告中，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不得不承认“陈林（即任弼时——笔者注）、林彪和毛泽民同志在发言中所引用的理由最有分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地区对中共中央和分布在这个地区的那些学校的合法存在是必要的。同志们认为，[中共]中央驻扎在重庆是不安全的。驻扎在八路军或一般的日军后方，通讯联系就会遇到困难，中央的活动也会受限制。”任弼时、林彪以及其他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如何看待国共磨擦和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应该是起到了作用的。
皖南事变后，林彪与共产国际交流 提出3点建议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季米特洛夫发去电报，报告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同时还报告：“蒋介石派出20多个师，对我军在江苏、山东、安徽和湖北四省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广泛的进攻。他们准备在全国实行大逮捕和大屠杀，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表示：“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攻。”
1月16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立即同苏联领导人紧急磋商解决国共合作危机的办法，并征求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的意见。由于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将任弼时调回延安，林彪是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干部，并在1939年7月参加中国问题小组，讨论过当时的国共关系问题，于是季米特洛夫将有关情况通报给林彪。
2月5日，林彪致信季米特洛夫，谈了他对皖南事变后中国时局的看法。
林彪信中认为，蒋介石暂时还不会发动内战。理由是：中国十年内战时，共产党的力量比蒋介石小得多，但国民党未能消灭共产党和粉碎它的武装力量。现在国民党要对共产党发动内战，这意味着蒋介石必须动员比十年内战时期多得多的力量。这个他做不到。在国际上，美英希望借中国人之手继续对日作战，从而遏制日本人向南推进。因此，他们不希望中国向日本投降，不要求国共分裂，而是争取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和消耗他们的武装力量。
林彪认为，但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其一，国民党采取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他们经常这样做，对皖南新四军的袭击就有可能意味着采取试图实行分批歼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策略。其二，发生美日战争，日本为了战胜美国，可能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而蒋介石从对日战争中腾出手来，会把其力量用到对付共产党人上。
至于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选择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为袭击对象，林彪的分析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是国民党在1927年执政后的基地。无论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还是外国帝国主义者，都怕新四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大。新四军皖南部队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它一方面面对日本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它离开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同时不排除这种可能：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也是发生这次武装袭击的原因。
关于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选择在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林彪认为是因为中共想利用有利局势在1941年初召开七大，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发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进攻，共产党就没有能力组织反击和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因为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参加党的代表大会都不在。
对于中共在皖南事变后应采取的策略，林彪提出三点建议：1. 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必须广泛地向人民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在挑动内战。要证明，内战是向日本投降的桥梁。向日本投降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灭亡，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把中国人民变成殖民主义的奴隶。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并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唤起千百万群众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反对内战，反对策划旨在阻止人民进行抗战的挑衅性武装行动。2. 在军事方面实行防御，但不放弃局部进攻，以向群众表明，我们在尽力避免内战。同时在确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不放弃武装反击，教训不自量力的内战挑拨者。实行这些举措都要从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3. 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谈判，争取实现中国共产党的12条要求。如果在谈判中国民党要求新四军撤出长江以南地区，在换取另一个更为有利的地区情况下，可以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