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同意中共中央面临内战前有一个过渡阶段的判断，建议为了恢复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应该经过这个过渡阶段并全力争取对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不放弃对内战的准备。
由于一些问题在信件中无法详说，林彪表示如果季米特洛夫认为需要，可以单独报告这方面情况。
与前一封信比较，林彪对中国局势的判断，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提出的策略是十分脱离实际的。首先，他提出的联合其他武装反蒋是不可行的。蒋介石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时，在国民党内遭到爱国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那时，联合其他武装力量共同反蒋是正确的。而在蒋介石抗日后，同其他派别的矛盾缓和，国民党内较全国抗战爆发前团结。只要蒋介石没有明确投降日本，联合其他武装力量反蒋是很少有可能的。其次，他主张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调往西北。如果这样的话，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没有什么发展空间。因为到那里肯定要和马家军发生激烈战斗，从而使马家军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未和地方实力派结成统战关系，反而多树敌人。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如果脱离抗日前沿阵地，在全国舆论上也会处于不利地位。第三，林彪不赞成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是不明白中共中央政治反攻的意图。中共中央当然明白，仅仅靠国共谈判，国民党当然是不会废止一党专政的，但这是向国民党进行政治反攻的一个拳头武器。因为这有利于揭露国民党坚持独裁的真实面目，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第四，林彪认为可以放弃新四军的番号也是不对的，这样国民党顽固派会得寸进尺。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是正确的，是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举措。
当然，林彪这封信也不是一无是处，他认为有两个前景的判断和提出争取和平解决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从总体上讲，林彪缺乏一个政治家应具有的战略远见。
应林彪信中的要求，4月3日、7日、26日，季米特洛夫同林彪详细交谈了中国问题，具体内容是什么，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文件记载，但季米特洛夫事后在日记中记道：“他陈述了自己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批评性意见。”可见，林彪同季米特洛夫交谈的主要是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问题，而且表达的是不同意见。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7月21日，德国约有200架飞机对莫斯科进行了空袭。就在这一天，季米特洛夫与即将回国的林彪和军事小组进行了座谈。至此，林彪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画上了句号。
由上，笔者认为，林彪在苏联期间参与共产国际的一些活动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比较尊重的，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导时，尽量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然后才作出指示。尽管如此，这种指导方式仍然要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在中国政治局势发展比较迅速时，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请示，而共产国际再开会研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磋商，听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或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见，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当共产国际发出指示电到中国时，往往已经时过境迁，且中共中央已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措施。第二，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其本身的政治能力和水平不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很大的差别。如1938年3月开始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任弼时，在国内长期参加实际斗争，并是中央领导层的成员，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比较了解，具有很强的政治能力和远见卓识，因而能向共产国际传达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准确信息，提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林彪则不同。林彪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但缺乏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远见。在任弼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尚能在其领导下做一些工作，起到一些作用。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离后，林彪给共产国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正确的成分就较少，并且表达了自己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不一致意见，对共产国际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和指示起到了负面影响。第三，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制定出正确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针的能力，如果再有一个国际指导中心，况且这个国际指导中心远离中国，在沟通双方正确信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紧迫而重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个束缚。
共产国际自身也发现了在当时作为国际指导中心而存在的局限性，1941年5月12日，即在同林彪交谈中国问题后不久，季米特洛夫即和共产国际的有关人士开始酝酿终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问题。
由于此后不久发生了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的战争，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暂时搁置。1943年5月15日，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苏联领导人充分酝酿和十分慎重的考虑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不复存在。（王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