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1944年4月，处于战略守势的日军在中国发动了一号作战，企图打通日本本土通往东南亚的平汉与粤汉铁路大陆南北交通线，并借机摧毁威胁日本本土与东海海洋交通安全的中国西南部盟军空军基地。这一大规模战争及其战略目的，早在中国与盟军预期之中，但难以预测的是其开始发动攻击的时间与地点。日军制定一号作战的过程中，逐步修正其可行性计划。其中战役初期的豫中会战前期，日军最重要的目标是以大规模兵力与机械化部队，用闪电战歼灭国军汤恩伯部主力野战军。缺乏准确情报来源的国府军委会情报部门，在情报判断过程中，虽然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但还是作出了黄河北岸的日军人数不多、准备时间不足、仍是像过去那样的局部攻势的错误判断。这使得蒋介石决定在许昌一带的平坦地区部署主力，造成惨败。
蒋介石与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的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前线部队提供的情报普遍虚报夸大而导致的不信任。蒋鼎文与汤恩伯的情报，不论真伪，只要与军委会情报部门的分析意见不同，均唯军委会马首是瞻。所以在豫中会战前夕，蒋鼎文即使提供了黄河北岸日军人数较多的情报，但也夹杂了战车与汽车的夸大数字；在被军委会批驳后，不敢坚持己见，反而被认为是受到日军宣传与假情报的影响。此外，蒋鼎文曾误判日军修复黄河铁桥，战事爆发后他又误认日军将在5月初先攻洛阳，而不知道日军是以歼灭汤恩伯部为优先目的。所以，蒋鼎文将惨败归因于“统帅部所得情报未尽正确，因而处置未尽切合实际”，并不公允。他自己的情报亦有错误，也没有能力辨别情报真伪。后来他提到蒋介石与军委会的部署错误，“兵力极度分散，且又配置重心过偏于南”，但在当时却没有异议，可谓是事后诸葛亮。
首当其冲的汤恩伯部，提供的情报亦是有真有假，而且在战争前夕，情报搜集不力，又掉以轻心，视日军攻势如过去的“扫荡”。日军渡河10日之后，由于其战车师团未加入战局，汤部不仅不能准确判断日军企图歼灭该部的目的，甚至还不知道敌方主力之一就是被军委会误以为已调离中国的第37师团。汤理应为这样的情报疏失承担责任。
就国军部署而言，汤恩伯本不愿意在许昌县城部署两个师。这并非因他判明日军是大规模攻势，而是他一贯不愿意以较大兵力与日军进行阵地战，也不愿意在平坦地带与战斗力强、拥有机械化部队的日军作战，因为这样容易造成其部队的重大损失。不过从3月起，蒋介石认为这是日军战略守势下的局部攻势，因而决定在许昌布置重兵，这就意味着将在许昌一带与日军进行正面战场的决战。汤部包括主力机动部队在内的所有部队，当然不可能任许昌两师守军被歼灭而袖手旁观，注定会卷入决战，而这正中日军下怀。国军如果以少许兵力防守许昌，避免在许昌决战，则较容易脱离战场。但直到5月1日许昌惨败，许昌西部县份的防地战事也不利，蒋介石才决定将计划侧击日军的主力撤至山岳地带，但为时已晚。所以，后来汤之在台部属指责中央战略失误，蒋介石也承认了。
军委会难以判断蒋鼎文与汤恩伯等前线部队的情报真伪时，当然需要佐以其他情报，做合理的分析，以供蒋介石参考。而且，军委会同时考虑到了日军在环太平洋的全面性活动，并进行了长期的情报搜集，其情报分析较前线部队更为专业。这也是蒋介石及军委会要员们制定作战计划时几乎全部依赖军委会情报部门的重要原因。但他们未料到日苏妥协后，日军从东北大量抽兵转用于豫中会战，乃因日军处于战略守势，始终误判日军在黄河北岸的兵力不足以在短期内发动大规模攻势，因而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危局。
就军委会的情报判断而言，虽然从1944年初以来前线部队的情报证实黄河北岸的日军异常活跃，但由于判断其可能是防范国军反攻，又难以判断前线部队情报真伪，就先入为主地因日军处于战略守势的大局而判断豫中会战是日军的局部攻势。军委会所作的误判包括：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局不利，误判华北日军中战力好的第35、37师团均调离中国；因日军在平汉路南段与粤汉路无活跃行动，误判1944年4至5月不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事；始终认为对国军威胁最大的是日军为打通平汉路的南北对进攻势，所以在许昌与遂平分别部署重兵，寄望以庞大牺牲换取决战获胜；认为日军要展开渡过黄河的大规模攻势并不容易，因而忽略了黄河铁桥修复后其庞大的运输力；由于日军对伪军保密或故意释放假消息，未能识破其修复黄河铁桥的作战企图；被日军在洛阳对岸的佯动所迷惑，误以为日军可能先攻洛阳，因而忽略日军在打通平汉路与进攻洛阳之前，其目的是先要歼灭豫中国军主力汤恩伯部。
这些错误的情报判断，均被蒋介石、徐永昌与李宗仁所接受，蒋鼎文也无异议，因而造成国军在许昌一带被日军机械化部队闪电攻击后惨败。
